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党史学者，95岁高龄的何方先生，2017年10月3日逝世。 

　　何老驾鹤西去，我思绪万千，回忆想起十年前，社科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青年学者与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学习交谈”活动。那次活动包括采访何老在内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采访录后收入《学问有道》（方志出版社出版，获国家图书奖）一书。 

　　那是2007年4月的一天，在早春温暖的阳光下，何老侃侃而谈，接受我的采访，恍如昨日一般—

　　林昶（以下简称林）：何老，受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委托，由我参与“青年学者与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学习交谈”活动，对您进行访谈。对这一活动，您有何感想？ 

　　何方（以下简称何）：我认为，本院人文青年社科中心倡导和组织这一活动非常好。开始普遍搞一次是必要的，但不要到此为止，以后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搞，甚至经常搞。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我院的学术气氛，而且可以多打通一些中老年学者和青年学者交流的渠道，而这种交流对双方都是很有好处的。青年学者思想活跃，善于捕捉各种新鲜问题，老年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受到青春朝气的感染。 

　　我今年八十有五，算是进入耄耋之年了，但确实喜欢多和青年人接近、交谈，学些新东西（比如一些新兴名词我就不懂，“忽悠”二字现在还没弄清），打掉点暮气。当然，老年学者也有他们的长处，可能学问扎实一点，知道的事情多些，而且经历长、见识广、做学问和做工作的经验也积累的多些。青年学者和他们常接触总会学到一点东西。总之，双方各有所长，在交谈中一定会收到取长补短的“双赢”效果。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互相尊重。如果互相看不起，那就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了。

人生经历　　  

　　林：据我所知，您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学者。请简要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何：我是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进革命队伍的。1938年15岁奔赴延安，一住就是七年多。大约一半时间参加整风抢救和生产劳动，一半时间从事学习和工作。我在国统区只上过一年初中，没有文化，后来主要是靠抓紧业余时间补充知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所以，我把“禹寸陶分”当作了一辈子的座右铭。1945年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后，赴东北，先后任辽阳县委宣传部长、辽东省青委副书记等职。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主要是搞宣传、写文章。1950年随张闻天进外交部，在他的指导下做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这一工作一直继续到现在。1959年被定为外交部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受到错误处理。1979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1981年出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在此期间，被评为政府特殊津贴领取者、研究员，还受聘为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和一些学术团体的顾问等社会职务。当了两届政协委员，担任过中苏（后来是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后离休，我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写出了一批多少与众不同的文稿。 

　　林：您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50年。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何：我研究国际问题的50年，回顾起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十年；1959年受张闻天株连被打倒后的20年；1978年平反昭雪后又研究了20年的国际问题。 

　　头十年，我在张闻天的直接指导下研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写了许多内部研究报告，为外交工作和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例如1951年关于朝鲜停战和谈的报告、日内瓦会议期间关于在远东要求维持现状和划界而治的文章、1954年关于苏联批判个人崇拜的反映等，都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登在1955年一期《外事研究》上的《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50年代下半期的研究更是直接为外交服务，除写研究报告外，还起草各种内部文件和外交文书，主编《外交通报》、《外事动态》、《外事研究》、《业务研究》等内部刊物。此外，也参与过一些中央文件如多次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的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部分，以及某些领导同志的讲话等的起草工作。这一时期正值年富力强，又得益于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张闻天同志的指导和熏陶，因此，是我的研究成果最多、写作量最大的十年。 

　　1959年后，虽然长期下放农村，但我仍关注国际形势，特别是利用时间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籍和国际问题资料，有机会时也还写点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稿。例如在干校期间，1972年后劳动已很少，大部分时间被我用来读书和研究问题。因深感中国经济在国际比较中的日益落后，我有一阵曾对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作过系统研究，写了数万字的材料，并给外交部的宦乡（后来的社科院副院长）等一些同志看过。这也许与我后来受命筹办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有关。 

　　    林：那就请您详细谈谈来社科院以后工作的情况。 

　　何：我这一生遇到不少出乎意料的事，离开外交部来社科院筹办和主持日本所，算是其中的一桩。我既没有专门研究过日本（上面所说的研究经历当然属业余性质），又不懂日本话，竟当了八年多的日本所所长，还被一些人叫成日本问题专家，也被日本人列为所谓“知日派”，现在想来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事实上这也确实出于偶然。 

　　社科院原来要我筹建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来由于从中联部成建制地接收了一个完整的所，原先的设想自然也就告吹了。但是，宦乡仍然要把我留在他主管的国际片。1980年1月去美国同布鲁金斯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介绍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情况时，竟然说出还要成立两个国别研究所，并当场介绍我是日本研究所的所长。对于成立日本所，以及他提出的人选，后来党组讨论时也都完全同意。同年我们以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名义访问日本时，宦乡又多次向日方介绍我是日本所所长。回国后我也只好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筹办起了日本所来（有关公开报道，《人民日报》1980年8月26日刊登新华社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成立了日本研究所，所长为日本问题专家何方）。 

　　在筹办和主持日本所后，我曾就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写过数十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还担任过全国日本学科规划组长，对全国的日本研究进行协调，我首先提出研究日本必须去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并组织全国日本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访日。还在本院日本所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室，填补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缺少日本文化这一学科分支的空白。不过，我的主攻方向仍然是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一些带理论性和战略性的问题。1979年调到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研究成果以内部调研报告为多，同时又增加了一项政策建议的内容。 

主要学术观点　　  

　　林：请着重谈谈您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再回头看就更清楚了。 

　　何：远的不必讲了，只谈来社科院后这二十年的几个主要看法。20世纪80年代前我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就有些与中央不同的看法，但无处表达。恢复工作后，和一些熟人、老领导经常议论，看法也相同，于是等机会成熟，参与他们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我的看法就反映到他们的报告中去了。这里面包括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不同意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因此以宦乡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拉开与美国的距离、缓和对苏关系的报告；二是认为中央肯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值得考虑，提出有避免的可能；三是认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站不住，建议不再对外讲了。后两条包含在李一氓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两人的意见（李一氓还有改变对南斯拉夫看法，同各国兄弟党以至社会党恢复和建立党际关系的建议，但与我无关），先后为中央完全采纳。 

　　另外再谈这个时期的几个观点： 

　　第一，关于时代问题。我在1986年提出，从二次大战后十多年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开始低落起，世界即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可是我们却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制造紧张，准备打仗，耽误了30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使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跑到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再努力也还要好几十年才能赶上人家。今后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持续几十年，如果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认识办事，还会丧失不少机会。 

　　第二，苏联解体后我提出，世界战略格局已开始了一个从两极向多极过渡的时期。由于是和平过渡，时间会拖得很长。在此期间，国际形势会不时出现动荡和局部冲突，但总体上仍然是趋向缓和。在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的大国实力均衡化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两大因素推动下，多极化已成为必然趋势。美国将始终是较强的一极。不能把多极化看成同时存在若干力量相等的强国才算。因为在国际关系中，不平衡一直是绝对的。无论如何，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总是在相对下降，在相当长的时期也打不起世界大战来。世界革命形势更看不到边。因此，应在经济、安全等问题上，注意和各国、特别是大国搞好关系，避免对抗。不宜再提反帝反霸、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口号，更不宜从事这类活动，而是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办好。 

　　第三，关于南北差距。我认为二战后除少数几个年头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缩小。近年来南方经济发展更快，特别是中、印、巴西和东盟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这已引起发达国家（西方）的极大关注。20世纪我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世界知识》先后写过好几篇文章，指出南北差距已在缩小。 

　　林：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还想再了解一些。据我所知，您是我国关于时代理论的重要学者，前面说到您关于当今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在国内有广泛影响，也曾引起一些激烈的争论。2000年您出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书中全面反映了您有关时代问题的主要观点。请您可以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何：可以。其实，时间并不遥远。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事件时，舆论界有些人曾随之摇摆，谈论战争的文章和畅销书纷纷出笼，认为国际形势发生转折，不能再多谈和平与发展了，似乎又要准备打仗。我就遇到过出租汽车司机问“会不会打仗”。所以，尽管我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反复谈论过不少，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上述新情况，我又连续著文（如长文《关于时代问题讨论的回顾——再论和平与发展时代》，载《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指出，形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提出在观察国际问题上，不能轻易动摇和改变一些基本观点和估计，更不能随意改变政策。

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看法　　  

　　林：您曾担任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八年。您对日本的基本看法是怎样的？ 

　　何：关于日本，大家谈论很多，也比较熟悉。一方面，它现在还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虽然20世纪50年代，它的经济总量只有我国的一半，但现在我们却不到人家的一半。邓小平说，1960年，我国还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后来被人家超过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平常心看待日本，把它看作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不可总是以战败国相待，认为别国可以做的事它却不能做。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也复活不了。因为旧军国主义的标志是对内实行法西斯和经济统制，对外进行军事侵略。这几条，日本都恢复不了，连统治集团也不想恢复。日本要做“世界性军事大国”也很难，它是个岛国，缺乏战略纵深，还没有进攻性战略武器。所以日本统治集团也比较现实，并无此意向。它只是想做所谓“正常国家”，就是主权独立、和其他大国平等，如有权修改宪法、可以集体自卫、可以有国防部和军队，等等。 

　　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日本统治集团和国民的主流意识是以“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关于战后50周年的谈话。其中谈到：日本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极大损害和痛苦。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画上了句号，再要求提高些已不可能，别国说多了它还反感，以致影响民族情绪。德国是反纳粹力量上台执政至今，盟国对纳粹也清算得彻底。而日本的统治势力几乎没变，特别是后来又得到美国的包庇扶持，使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总会有些人经常冒出旧的思想和言论。 

　　林：早在十年前，您就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载《环球时报》1997年5月11日）的文章。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今天互联网这样发达，而我正好在日本，新华社记者说这篇文章在日本产生了“爆炸效应”。这被后来人们称为“开启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先导”。您对中日关系是怎样看的？ 

　　何：我在任日本所所长期间，中日关系很好。中国学习、借鉴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引进日本的技术，得到日本的帮助。中国对日本也是不念旧恶，友好相待。邓小平等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向前看，每次领导人访日都会掀起一场“旋风”，“世代友好”成了两国的主要民族情绪。那一高潮一直继续到我的离开日本所以后。 

　　此后不久，我就感到中日关系出现转折，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日本政治在右倾，对中国的发展强大感到不安。中国的舆论开始强调历史问题。日本人却对老提历史问题感到厌烦，我们提得越多，他们越反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因看不下去，就应约写了那篇对双方都有批评和劝解的文章。因为按照邓小平指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我的文章就是阐述这个思想的，因此提出中日关系不应提以历史问题为基础，而应以友好合作、平等互惠为主轴。 

　　林：中日关系还是要“以史为鉴”。 

　　何：即使谈“以史为鉴”，我们也应扩大范围来谈。不仅要以日本侵华50年的历史为鉴，也要拿两千年的友好来往，特别是战后60年（也就是当代史）为鉴,吸取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在中日友好的80年代，日本的资金、技术、经验就对我们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许多家电生产线就是从日本引进的。这里，还可举一个人们多已忘记的例子，就是50年代中期，日本众议员帆足计等“三勇士”访华，签署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并且一再出现中日友好高潮。但一个不大的“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5月2日，在长崎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上，两名日本青年扯下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事后，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决定断绝同日本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对已签合同停发信用证，未签合同一律停签；停止延长渔业协定；召回访日中国代表团，除根据需要酌情邀请日本进步人士和友好人士来华外，中断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对我们造成不小损失，多少年都弥补和修复不过来。再有，就是舆论上有时把整个日本和个别日本人的行为相混淆，动不动就是日本如何，而不加区别。而对于日本走和平发展路线、帮助中国现代化建设等，又宣传不够,使日本人普遍感到不满。这次温总理在日本国会讲演中讲了日本援助问题，日本朝野都表示满意。总之,我认为，对中日关系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固然不能苛求学者的每一个观点都精确无误，但是舆论导向却不能含糊，一旦激起民族情绪，就可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了。 

　　历史问题，这是大国之间特别是邻国之间很难避免的，应当逐渐淡化，而不应受个人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这既与双方的政策有关，两国媒体也起着很大作用。中日关系友好的时候，什么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都没有成为妨碍两国关系的大事。后来国家关系不怎么好了，这些问题就都突出了。所以关键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倾向决定其他具体问题。还可以中苏关系为例，当中苏友好时，很少在传媒上看到双方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一反修，就每天都有发生苏联反对我们的事情的消息。 

　　值得庆幸的是，中日关系在走了十多年下坡路后，现在已开始改变。如果双方都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经过共同努力，中日的世代友好关系还是能够逐步恢复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的。 

　　林：那么，您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看法是怎样的？ 

　　何：社科院建院30年了，作为参与日本所及国际片筹建的一员，虽然做了些开创性的工作，但实在有限得很。 

　　至于中国对日本整个的研究，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20年前不能比的。但是，要对日本研究得透一些，那可就不容易了。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去请夏衍担任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时，他给我们谈了一段话，说他和日本打了几十年交道，到了晚年，仍感到日本是一个“谜”。这也说明日本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难以捉摸，所以必须要下定坐冷板凳的决心，把它看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再就是，我们的日本研究欠缺一定的独立思考精神，很容易受一时政策的左右和舆论情绪的支配。而科研必须有个人的学术特色和根本看法，形成自己的一套，才能成为专家学者。

关于党史和张闻天研究　　  

　　林：您离休后，除研究国际问题外，还开始张闻天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对张闻天在总书记岗位上的重大贡献和开拓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何：我以耄耋之年改学中共党史，一则是为了改正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即违心批判张闻天，因此想以研究张闻天为自己赎罪补过；二则党史上自己经历过的事，由于宣传舆论的造神造假，自己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所以想理理清楚。我对张闻天作了点研究，还原了一些历史真面目，驳倒了一些不实之词。如证实了邓小平在张闻天悼词（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中所说，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而不是现在普遍讲他只是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分工中“负总责”。同时也根据研究结果，恢复了他以前被埋没和抹杀的重大的历史贡献。如1935年主持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打仗，所以没能参加制定，只是事后表示“完全同意”），实现了中国从内战到抗日的伟大战略转变。又如西安事变后大家都主张“审蒋”、“除蒋”（还发表了各人签名的公开通电），张闻天则主张承认南京 “正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变局部（只西北）统一战线为全国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不但拯救了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也拯救了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 

　　我和张闻天一起进外交部，我的国际问题研究是在张闻天的指导下开始起步的。张闻天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开拓者。他在任期间，建立了我国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馆的经常性调研工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社和学校（即外交学院），还从各个方面推动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他也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楷模，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寄语青年学者　　  

　　林：您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什么？ 

　　何：我认为，应把做人放在第一位，首先要做一个独立、正直和有道德的人，才能做好各种事情，包括做学问。 

　　林：那您觉得现在青年人做学问有些什么不足？ 

　　何：我觉得现在有些青年人学习不够勤奋，做学问有点浮躁，不够专心致志。 

　　林：怎样弥补呢？记得十多年前，您就在《名人谈自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一书中，勉励青年学者抓紧时光、勤奋学习。您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何忠告？ 

　　何：我在日本研究所等单位，曾把《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定为进门必读书，其用意就是希望年轻人学习马克思做人、做学问的榜样。要抓紧一切时间多读书，不但要专，而且要博。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逐渐形成自己一套看问题的方法和一些主要观点。没有新意的文章不要写，绝不人云亦云。要注重学风，鄙视名利。 

　　时代不同了，我的一些意见不一定对。不过在学习上，仍然愿与青年学者共勉。下面谈点个人的经验，供参考。 

　　第一，要有强烈的求知欲，要有“敏而好学”的劲头。尽量多读书，多积累知识，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我那时对重要的马列著作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至中外文学名著，只要能找到书，就一定要挤出时间读。而且在学习上还有点好面子，不甘落后。例如在延安，人们说，不看《红楼梦》就难以了解中国社会。于是我也设法借到这部书，在劳动间隙阅读，连抬粪也拿着，路好走就看一段，路难走就默诵。先后读了好些遍，以至书中回目和大部分诗词至今仍能背下来。 

　　第二，要有广泛的兴趣。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打基础、长知识的时期，应该争分夺秒，打好基础。即便后来从事一定专业，也需要博学，太狭窄了专业也搞不好。为此，在学习上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培养广泛的兴趣。达尔文讲到他在学校养成的习惯和性格时曾说：“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喜欢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第三，要有“挤”和“钻”的精神。所谓“挤”，就是在生活中挤出学习时间；所谓“钻”，就是读书要钻进去，弄懂。例如，我在东北工作时有一阵打游击，白天住下来，没敌情，就读《西洋哲学史》、《美国十大家族》之类的书；平常行军途中则看点名人传记或小说，一天也可看一个中篇。在利用零散时间上，我笃信古人欧阳修的“马上、厕上、枕上”之说。但也有缺点，不讲卫生就是一项。吃饭看书不利消化，乘车看书有伤眼睛。我没注意这些，幸好还不曾酿成什么大毛病。 

　　第四，要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这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我在这里只是想谈有关的两点：一是读书要通过消化加以吸收；二是学习要和研究写作结合。我的体会是，读书不但要钻进去，弄懂，更重要的还在于能把读过的东西贯穿一起，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样，学习才算开了窍。以学习国际问题为例，如果只是每天读书看报，材料积累不少，一些问题的细节也都了解，可就是互相联系不起来，那仍然只是一堆杂乱无章、零碎片断的情节或素材，不能形成系统的知识，更遑论自己的看法。因此，谈联系实际，就要强调“多思”、独立思考。对于读书看报，不能只满足于懂得和记住，而要结合实际和自己原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才能消化吸收，纳入自己的知识系统，印证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个研究过程，就是学习和研究的结合。 

　　这几点，既不完全，也没什么特别。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个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在学习的过程中，各人都可以不断总结出好的经验，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办法。别人的经验也要参考，特别是应当以革命导师作为榜样。他们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也都值得我们借鉴，读一点他们的传记和介绍他们事迹的书，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归根结底，学习，还得靠自己去实践；至于成就大小，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林：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您多保重身体！ 

　　后记：访谈结束，我向何老索取墨宝，何老欣然书赠：“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前一句是清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郑板桥苏州题联。“曾”是孔子的学生曾参，“三”是指曾参的名句“吾日三省吾身”，“颜”是指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颜回，“四”指颜回的名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在劝导人们要注重品德修养。后一句出自《晋书·陶侃传》：“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这次访谈后来准备收入《学问有道》，我整理了访谈录，并拟了一个题目——《禹寸陶分惜光阴》，送何老审阅。何老看后，题目改为《刻苦学习，独立思考》。我觉得太过一般，访谈组织者也说太平常了，是否请何老另拟。何老坚持不改，说看似平常，其实不平常，真正做到就更不容易了。刻苦学习，独立思考，这正是何老一生追求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