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节点——战后日本外交70年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作者:庞中鹏 来源:日本所科研处 时间:2015-07-23
2015年7月4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举行了“历史节点——战后日本外交70年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极具历史纪念意义的年份召开的,作为当代中国权威的日本研究机构,日本所外交研究室有责任从二战后70年以来日本外交的发展变迁中,总结与梳理出具有规律性与理论性的特点与结论,以便为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以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了重要发言。
研讨会开始前,日本所党委书记高洪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很高的期望,冀望这次研讨会能够给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带来更多的助力,助推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
研讨会首先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少普做主旨发言,王少普发言的题目是“战后日本外交70年的基本脉络”。王少普认为,日本外交需要多种学科工具加以综合研究,以战略学要求关注全局和其发展中新呈现的阶段性变化的方法论为研究工具。他指出,必须把握好日本外交在战后70年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相互作用下,日本总体战略要求及其外交战略的取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以“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发展轨迹及评述”为主题做了重要发言,吕耀东认为,《旧金山和约》后日本恢复了“主权”,其后,由吉田茂倡导,大力开展“经济外交”,之后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关系,并加入了联合国,1957年,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首次提出了日本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之后,日本通过“赔偿外交”,即以“贸易、投资与援助”三位一体,打开了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大门。
吕耀东认为,从总体上说,后冷战时期,也即20世纪90年代之初,日本外交做了一些调整,逐步提高对联合国外交和亚洲外交的比重,更积极扩大与增强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的大国外交;1993年以后,日本外交调整出现了新特点,即由于国内右倾保守气氛变浓、且日本经济出现“泡沫化”而逐渐萎缩、中国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的迹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日本继续加强了日美同盟关系,同时继续重视对华关系,积极谋求对俄关系的新突破等。
吕耀东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小泉与安倍执政期间,尤其是在近两年的安倍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外交呈现出“主张型外交”与“战略性外交”日益交织的特点,安保色彩更加凸显,军事倾向日渐突出。不过,吕耀东又指出,在日本仍未彻底解决二战侵略历史认识问题、仍旧在否认与美化二战侵略历史的情况下,日本外交未来的走向仍旧处于摇摆不定、模糊的状态。他认为,安倍内阁继续强调日美同盟,欲要大幅度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军备战步伐加快,但是,日本外交始终面临着“美主日从”与“正常国家”外交之间的深刻矛盾。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黄大慧教授就“战后日本外交:历史与现实”为主题做了发言,黄大慧认为,明治维新时期可以认为是日本外交的第一个阶段,二战时期是日本外交的另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美国占领时期又是一个阶段,而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了所谓的“主权”,战后日本外交才真正开始了“外交时期”。黄大慧认为,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外交的特点是:以“经济外交”为中心;深受日美同盟体制的影响;“双面外交”至上主义;在“吉田路线”指导下,“低姿态”或者是“韬光养晦”外交。黄大慧又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本转入实施“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外交之路,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政治大国为目标,外交日益“高姿态化”。他认为,特别是现在的安倍内阁,强硬路线抬头,冷战时期受和平宪法制约的体制不断弱化,目前,日本外交特点是,由双边到多边,由“亚洲”到“亚太”,由重视历史到历史倒退,更重视“对外宣传”,更加树立一种为国际社会积极做贡献的“外交形象”,可以说,今天的日本外交是由“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时期。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以“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轨迹及评述”为主题做了发言。刘建平认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非常复杂,其历史轨迹可划分为,1952年—1972年为第一个时期,可称为“民间友好”决定论,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历史问题的日益凸显,“民间友好”受到冲击,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以民促官”也失去了其作用。
吉林大学教授沈海涛以“日本东亚战略转型”为题发言时认为,沈海涛认为,日本东亚战略转型的外在动力是,东南亚国家“期待”日本发挥作用,且美国也在推动日本多做“贡献”,但在战略层面上,日本也在利用美国,把美国“绑在”日本的身上,以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日美互相利用,互相“绑架”。沈海涛指出,中国是日本东亚战略转型的最大助推力,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在日本看来,是一种威胁,且是一个最好的借口。沈海涛认为,但从长远来看,日本东亚战略转型,面临着很多制约与不利因素,国内因素包括:日本国内内在动力不足,国内各派观点不一,社会共识不统一,社会总体舆论环境口径不一;国际因素包括,欧洲对日本的看法,欧盟一些国家对日本偏离和平道路并不认同,至少在“入常”问题上,国际社会对日本看法迥异。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李成日以“战后日本对朝鲜半岛政策轨迹与评述”为题发言时认为: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也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和相互争夺的战略据点,而且当今和将来仍将是世界关注的主要热点之一,朝日两国因在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分歧严重而关系紧张,由于缺乏基本互信和敌对情绪犹存,“绑架问题”仍是朝日关系中的重要难点;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和岛屿归属问题而受影响,且朴槿惠执政以来,日韩未能举行正式的首脑会晤,关系呈现僵局状态;日韩领土争端升级的背景之一是日韩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韩国近年来通过强化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了对日本市场的倚重,因此日方的一些反制措施难以收到预想效果。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白如纯在“战后日本对东盟政策发展轨迹与评述”中指出,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的重点外交领域之一,且至今日本都高度重视针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白如纯把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细分为六个阶段,他把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总结为:经济因素贯穿其中,政治因素逐渐增强,美国因素如影随形,政策措施高度持续,重点调整稳健及时,安全因素日渐显现。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万虹在“战后日本对台政策发展轨迹与评述”中指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且至今都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台湾问题属于我国的内政,冷战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变得异常强烈,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台湾的经济、政治、战略意义便凸显出来,因此,日本从经贸关系、人员往来、军事合作等各方面逐步调整对台政策,提升与台“实质”关系,并暗地里插手台湾问题。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勇在“战后日本外交体制发展轨迹与评述”中指出,战后日本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海洋国家”这一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以及对美协调诸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张勇指出,从“1955年体制”下的官僚主导型到21世纪初逐渐转向首相官邸主导型,是战后日本外交与安全决策的基本脉络。张勇又指出,从日本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上看,尽管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曾一度发挥重要作用,但基本脉络依然是从吉田路线时期的官僚主导型向安倍执政时期的首相官邸主导型转变,这也呼应了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部署,并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由此可见,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是日本实现国家目标的两个支柱,彼此制约又相互促进。在实际的对外决策过程中,官邸主导与发挥官僚在信息、人才方面的优势并不矛盾。能否在强化官邸主导重大外交与安全保障问题的同时,有效驾驭与利用官僚,最终实现首相官邸与省厅官僚的“和谐共生”,这无疑是当前最为紧要的课题。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将致力于理顺保护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但能否消除内部“条块分隔”的格局,将考验国家安全委员会、首相官邸乃至于首相的决断力。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庞中鹏在“战后日本能源外交发展轨迹与评述”中指出,战后日本能源外交,对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强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日本这个能源异常缺乏的国家来说,开展能源外交就显得尤其必要;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继续高度重视能源外交,其关注的重心不仅集中于石油,更包括天然气,近两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发生,世界能源外交的重心逐渐向天然气领域倾斜,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核电基本处于停运的状态下,为了确保国内发电急需的燃料,日本更加重视传统的化石能源外交,其中包括积极针对美国与加拿大等北美地区的页岩气外交。庞中鹏对战后日本能源外交进行了概括:高度重视中东地区,适时拓展其他地区,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能源之中蕴藏政治,化石能源仍是重心。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思纯在“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发展轨迹与评述”中指出,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经济外交就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占领国际市场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手段的实施,日本的经济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强烈的经济动机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加之受日美同盟关系束缚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日本战后以来的经济外交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常思纯指出,今后,日本将更加注重经济外交的政治功效,企图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另外,日本将扩大政府开发援助受援国范围,非洲地区、东欧地区和中亚地区将是重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