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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作者:林昶   来源:日本所科研处   时间:2016-11-22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会场

 

  2016年11月19—20日,“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此次会议是由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日本学刊》编辑部承办的。

  研讨会以京津地区学者为主。来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学者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天津理工大学等大学的学者提供了会议论文。在与会学者中,有新时期亲历日本研究高速发展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也有成果丰硕的学科带头人,还有近年来加入日本研究行列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

  会议邀请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代所长高洪,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外交部亚洲司东北亚处副处长张漪波,就日本研究与建言献策、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与展望、当前日本形势和中日关系做了精彩报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主持了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代所长高洪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

 

外交部亚洲司东北亚处副处长张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

 

  中国的日本研究已有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当代中国日本研究如果从毛泽东1963年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1964年中国规模性建立日本研究专业机构算起,也已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谓“风雨五十载,硕果铸辉煌”。今天,中国日本研究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到了回顾、总结、再出发的时刻——日本研究自身之研究正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与会学者指出,进入21世纪,与经济长期低迷、政局动荡多变的日本相对照,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作为日本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引起的刺激与反应,对日本研究的视角、方法以及问题关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研究意识从“学习经验”到“汲取教训”的转变。二是研究指向与问题关切。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全面启动现代化建设之际,近邻日本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他山之石”,日本经济、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正是出于研究者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现实关怀。同样,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急剧缩小,经济互补合作关系向合作与竞争关系转变,矛盾和摩擦增加,研究的指向也在变化。具体说来,近十几年来,关于日本的国内发展问题,研究重点是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政治改革与政局变动,经济改革与经济动态,社会政治思潮,社会保障等。关于日本的对外关系,研究重点是日美关系及其安保、海外派兵政策,与东南亚等区域的合作,中日关系等。在中日关系研究中,研究的重点是中日古代文化关系以及近代日本的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日军性奴、日本的历史认识、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归属、中日政治关系等问题。中日关系研究堪称日本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近年立项的国家级重大课题中也有反映,与日本相关的重大课题中,绝大部分属于中日关系的内容,其中的是中日两国的古代文化交流研究和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三是日本研究的大众参与。截至上世纪末,中国的日本研究基本局限在大学、社科院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圈子”内进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日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扩大,以及电视、计算机、互联网、4G手机等现代传媒工具的应用和普及,从研究者构成到研究成果的交流方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与会学者指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日本研究取得的进步,不仅表现为成果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而且体现为成果质量的提高和突破,一些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受到好评,引起了日本等国际学界的关注。同时,日本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学者发言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会场

 

  (一)整体研究能力的提升

  系列研究丛书的出版是显示整体研究能力的重要标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编撰出版的大型系列日本研究丛书,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出版著作40余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日本研究丛书”收录37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收录20余种,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收录10余种,王晓平主编的“人文日本新书”收录20种,王勇主编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收录11种。王晓秋、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收录10种。

 

  (二)专题研究的深化

  专题成果是衡量研究深度和水平的基本尺度,在新世纪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中,不乏实证上有突破、理论上有创新的佳作。日本史研究硕果累累。在古代史研究方面,沈仁安在《日本史研究序说》、《德川时代史论》等著述中,对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和东亚国际关系、武士阶级演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金林在《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等专著中,依据丰富的资料,多层面地揭示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以各种好太王碑拓本为依据,详密考证了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性质、清末北京琉璃厂拓工李云从制作早期拓本的原委、早期石灰拓本的発现及石灰补字、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及方法等问题。在日本现代化及近代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从变异性和连续性的视角出发,对影响近代日本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周颂伦著《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李文著《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展示了对日本近代化成因的独到见解。杨栋梁主编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出发,本着整体性、系统性和学术性三结合的原则,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不同侧面入手,系统考察了19世纪以来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内生因素的基础和条件,外生因素的刺激作用,以及内外生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应对、调整与交融。

  在日本思想文化研究方面,韩东育在《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将日本近世儒学置于东亚的视阈下考察,重点论述日本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徂徕学“脱儒入法”的过程,进而指出了被日本学界泰斗丸山真男“有意回避、无视甚至屈抑”的“法家学说在日本早期近代化中的重大意义”。此外,李卓《“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叶渭渠和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等,也在学界享有一定影响。

  在当代日本政治研究方面,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刘小林《当代日本政党政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局变动》、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梁云祥和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步平和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等,代表了该领域最新的成果和水平。

  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主要是沿着日本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三条主线展开的。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张蕴岭《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刘世龙《美日关系》、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沈海涛等《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吴寄南等《中日关系“瓶颈”论》、冯昭奎和林昶《中日关系报告》、俞辛焞《辛亥革命期中日外交史研究》、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在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杨栋梁主编的6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兼顾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约束环境,依据大量日本政府公文、党派内部刊物、报刊时论文章、实地调查报告、重要人物日记和回忆录等原始文献,对1603—2010年五个历史阶段日本的中国观进行了深细的实证考察,创建了“中国观分析模型”。

  日本经济研究是紧密围绕日本经济的动态变化展开的,泡沫经济崩溃与长期萧条、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产业发展与企业动态、对外经贸关系、安倍经济学等是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在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中,李晓、傅均文分析了不良债权的现状和解决对策,王洛林、田中景等从多维视角论述了泡沫经济与长期萧条的复合性原因,江瑞平、冯玮等从宏观视角出发,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进行了立体解剖和动态性观察,王胜今等采用国际企业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莽景石在日本百年工业化过程的经验观察等论文中,对日本经济进行了深度的理论解析。在日本国内财政金融税收政策、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对外经贸关系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若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

 

  (三)中日关系研究基础资料的发掘整理

  在这一领域,张宪文率领的团队主持完成的三项成果格外引人瞩目。72卷本约5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搜集整理了中国、日本、欧美的相关资料,内容包括南京攻防战资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掩埋资料、侵华日军官兵日记和书信、西方人士记述南京大屠杀资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审判资料、战后国民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资料等。以此史料集为基础,再精选编撰《南京大屠杀全史》。《日本侵华图志》25卷,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至1945战败期间侵略中国的史实和各种暴行,图志收录的25000张图片中,约2/5为国内首次出版。此外,还有严绍璗整理出版的350万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卢盛江编1200万字《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并出版专著《空海与文镜秘府论》,王勇编5卷本《历代正史日本传考释》,章伯锋、庄建平编7卷本资料集《抗日战争》,金宇钟编10卷本《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吉林省档案馆编《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邮政检阅月报专辑研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我国对这一专门研究领域的资料整理和出版出现了一次高潮。

 

  (四)日本研究的问题不容忽视

  与会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日本研究的成就值得欣慰,但现实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研究意识上,相对于有深度和独立见解的成果,人云亦云的介绍性和重复性“作品”依然不少,强化研究者主体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依然是我国的日本学界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在研究态度上,跟“风”追“热”现象未绝。在具有功利性指向的现实社会评价机制下,研究者承受着研究课题立项、成果量化考核、职务职称晋升等各种压力,潜心研究的“十年磨一剑”精神受到冲击。在研究视野上,专门研究的“细化”原本无可非议,但研究“碎片化”的倾向也值得注意。

  在研究内容上,厚今薄古的倾向依旧。动态研究中,当代日本的政局变动、经济运行、安保政策、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历史认识、社会思潮等“涉外的”侧面更受重视,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民生等“内在的”现代国家治理研究也属活跃,但以客观立场把握其“涉外”和“内在”两个侧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基础研究在不断扩展内容和领域,但依然存在研究缺口。在研究方法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日本研究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同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工具,也已在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开阔了研究者的认知视野,丰富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也增加了价值判断认定标准的难度。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看,中国已经堪称日本研究大国,但从研究成果的质量及其国际影响看,与日本研究强国还有很大距离。

  为了整体提升我国的日本研究水平,现实可行的操作性办法,与会学者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集中优质研究资源,为提高研究者素质搭建再教育平台。第二,拓宽学术交流渠道,加强合作研究,推进日本研究的国际平行对接。第三,改善研究环境,加大重点保障力度。

  近年来,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日两国国力发生变化。日本及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与中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时期,日本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与会学者指出,中国的日本研究要适应新的形势,坚持马克思主义,推进科学研究和资政水平,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需要新的理论支撑和学术增长点。与会学者回顾中国日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总体把握、地域研究到国际比较,从政治、外交、经济,到社会、文化、语言教育,检阅现状,展望未来。而日本研究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围绕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在问题意识、研究课题、方法论、新材料发掘和利用、文献和信息加工、研究环境改善、智库建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后辈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亦可望为中国日本研究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做出贡献。

             (林 昶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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