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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熊淑娥   来源:日本所科研处   时间:2017-04-29

 

 

    2017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室、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西方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也是日本文化读书会的第十四次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杂志社等出版界人士4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日本文化室唐永亮副研究员主持,日本研究所所长高洪研究员、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谢红女士在会议上先后致辞。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在主题演讲中首先介绍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的策划构想,他指出考虑到日本文明与中国的距离和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权重,相较于美国,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数量和分量上均不够充分,他提出需要“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的观点。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姊妹篇,“西方日本研究丛书”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东亚国别研究的成果,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个观察日本的视角。

 

 

    刘东教授以威廉・比斯利的《明治维新》为例,介绍了其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独特思考。刘东教授指出,费正清先生东亚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其实最早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教授提出的。这个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任何西方以外的国家。在日本,冲击更加深层地表现在,一旦德川幕府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跟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种公然的羞辱迅速损害了它的对内权威,打破了幕府与朝廷之间的某种平衡。《明治维新》一书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们,如果只想就中国来谈论中国,而心里没有一部可资参照的日本现代史,那么,他们往往会不知其所以然,就往往会忽略掉其中潜在的背景因素。该书作者比斯利并没有把明治维新称为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反而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夹杂着现代成分的“民族主义”运动。武士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统治角色,运动过后政权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在所有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中,日本是保留传统文化要素最多的,而由此保留了文明的多样性。欧洲所保留的文化传统,都经过了现代框架的功能转化。日本这个国家“既最先进、也最落伍”,从世界范围看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而且说到底,这才是它既被公认为“富甲天下”,又被公   认为“非正常国家”的深层原因。

    不光是中国这样的被动卷入者,即使对于当今日本的当政者来说,明确地记住明治维新的这种两面性,记住它那种封闭的开放的局限性,也是躲避   不开的沉重历史责任。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做到,既去庆幸明治时代所付出的较小历史代价,也能意识到它留给后世的较大历史惰性,从而躲开有可能造成再次沉没的历史暗礁,把日本列岛的巨大船队,更顺畅地引领到普世而透明的大洋中去。

    而后,与会学者围绕着西方的日本研究、明治维新的性质、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历程、教育敕语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深化了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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