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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第4期)2018年日本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会纪要

作者:吴限   来源:日本所科研处   时间:2018-12-11

  2018年12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研究室、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8年日本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等20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共计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讨论会主要围绕“平成日本社会总论”、“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日本社会问题”等议题展开热烈研讨。会议由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研究员主持,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玉宏莅临致辞,所长杨伯江作会议总结。

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玉宏致辞


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作会议总结

  刘玉宏在致辞中指出:2018年对中日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年内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日关系可谓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结合自己访日的亲身经历,刘玉宏认为,日本在环保技术和理念、匠人精神和专业化服务、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城乡均衡发展以及繁荣文化产业、应对老龄化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他还特别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科院也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中日老龄化问题,并重点研究两者之间的区别。党中央和社科院党委从现实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个问题搞清楚将使我们的对策研究更加有的放矢。

  致辞的最后,刘玉宏引用《论语》中“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句勉励大家,希望能通过深入挖掘日本社会过往的经验和启示,通过中日社会现象的比较,认识到彼此的不同之处,进而探讨背后机制理念等深层问题,以为互鉴,造福两国人民。

  会议正式开始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做了题为“平成时代留给后人的皇位继承难题”的报告。李卓认为,明年4月30日平成时代就要落幕,皇太子德仁将继承皇位,然而未来日本皇室仍将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是皇室人丁稀少,将导致未来天皇逐渐陷入孤立地位,难以胜任繁重的皇室公务。其次是实施近130多年的《皇室典范》对皇位继承的老旧规定已落后于世界潮流,需要修订和调整以应对皇室目前的尴尬处境。最后是日本政府在法律程序上对皇室继承的根本制约以及男尊女卑的固有社会观念导致解决日本皇位继承的难题变得遥遥无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中心周维宏教授在题为“日本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报告中认为,平成时代是日本社会后现代或者叫第二现代化的开始,最显著的标识就是 “个体化”。但目前个体化的概念尚无定论,而且整体上已转向关于个体化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的探讨,即所谓的风险社会或者反省社会。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个体化的概念问题,既第二现代个体化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哪些数据、哪些特征给它设计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报告同时指出,与欧洲相比,亚洲的第一、第二现代化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日本尤其如此。这直接导致了家庭结构、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等无法适应和跟上社会的发展变迁,由此引发了诸如自杀、暴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李国庆研究员就日本的地方环境振兴发表看法。他指出,地方循环共生圈的理念与实践是日本有关环境振兴提出的最新概念,其目的是用生态振兴来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环境的治理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同步解决。

  共生圈概念出发点就是把地方经济社会活动建立在地方多元化资源基础上,建立地方与经济的环境循环,最大限度利用地方的能源和生物资源来实现对地方产业发展的贡献。李国庆认为,日本经验带给中国两点启示:一是环境振兴能引领经济发展,二是以环境振兴为手段能够应对多种社会问题,包括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贫困等多重发展困境。

  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教授做了题为“平成时期的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报告。报告主要对平成时期的中日关系,尤其中日间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报告主要谈了三点个人看法:第一、明仁天皇不同于他的父亲昭和天皇,基本上没有战争经历,没有历史包袱,在一些历史问题和战争反省问题上跟日本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点实属不易。第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历史观非常右的日本政府特别是首相,如安倍和小泉,反而政权越稳定,任职时间越长,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第三、应考虑从政府层面、民间层面和学术层面三个维度来约束日本守持正确的历史观,推动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但中日真正实现历史和解仍任重而道远。正因如此,作为学者,我们更应该在学术层面多做一些有分量、有意义的实证研究,用证据说话,让日本无法否定侵略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结合自身经历谈了对于平成时期日本史学界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和大学教育,包括其学术研究特别强调国际化,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时期,由此推动了中日史学界的互动和交流。但另一方面,获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也让日本史学界渐失对待历史的客观和理性态度,出现一种强调自古至今日本历史发展的独自性、独立性和总体性的新动向。

  另外,徐建新还谈到一个重要变化,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史学界曾兴起一股探寻历史学不同发展阶段普遍规律的热潮,然而在其后的九十年代却突然走向式微,直至销声匿迹。有学者认为,1991年的苏东巨变、苏联解体是重要诱因。

  北京联合大学纪廷许教授从平成时期日本的社会运动视角分析了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纪廷许认为以下几点应引起我们深思、甚至有必要重新认识日本的右倾化。第一,访日的中国游客逐年增加,无论过去对日本有多么负面的看法,去过之后,绝大多数改变看法,对日好感度提升。第二、日本所谓的失去20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日本曾专门针对社会运动和社会舆论做过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人心中排在二十世纪日本最大问题第一位的不是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而是以阪神大地震为代表的自然灾害,反映出日本人比较疏离政治,天灾胜于人祸的观念很强烈。由此引发第三个思考。在日本人普遍疏离政治的情况下,所谓的日本整体右倾保守化其实态究竟如何,与欧美右倾化有何不同?

  作为结论,纪廷许指出,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我们应避免泛政治化和标签化,需深入剖析日本人的文化观念、思想结构、民族特性等深层次、本源性问题。

  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王伟研究员发表题为“日本扩大引进外国劳务的课题——与社会保障相关联”的报告。报告认为,日本调整外国劳务政策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短期因素,满足2020年东京奥运会建设施工对大量劳动力的需要,保证工期顺利进行;二是长期因素,需要外国劳动力弥补本国因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满足相关行业对外国劳动力的高度依赖。报告指出,关于修改入关法,日本的新变化是主要增设了特定技能一类和特定技能二类的两个在留资格。实施之后,将有利于外国高端人才的引进和控制简单劳务的进入。同时王伟认为,外国劳动人员增多之后会产生如劳资纠纷、社会治安等一些社会问题,这是日本修改入关法后的必然结果。

  其他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做了精彩发言。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冯文猛研究员的“日本少子化应对政策的展开及效果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丁英顺副研究员的“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社保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郭佩助理研究员的“日本居家医疗服务体系现状和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戴秋娟副教授的“日本建设 Work-life balance 社会的经验分析”、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的“中日海洋对话之感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朱丹阳的“平成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吴限副研究员的“近年来日本新媒体对华外宣的战略、路径及特征”、天津社会科院日本研究所师艳荣副研究员的“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刘研教授的“作为“思想史”的文学研究——以日本平成年代的战争叙事为例”、长春理工大学王玉英教授的“平成年代日本芥川奖女作家的现实书写”、哈尔滨师范大学郑杨副教授的“日本家庭个体化、多元化、国际化背后的‘单一化标准家庭’——以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为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李尚波教授的“平成时代日本高等教育的特征”、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津田量副教授的“日本英语教育改革的流程和问题”等。

  胡澎主持了会议的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就相关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不乏真知灼见。其中,中日关系史学会徐启新副会长和北京大学贾蕙萱教授应邀即席发言。徐启新认为,与日本相比,我们的公共外交做得还不够,要学习日本对外输入文化软实力的成功经验,提升我国家形象和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好感度、支持度,同时也应警惕日本对我国的文化渗透。贾蕙萱认为,日本人行为整齐划一,集团主义意识强与其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以及注重传承密不可分;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应谨慎评价,从科技发展来看,其实是升华的二十年。另外,日本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很发达,也许未来能部分替代因少子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主持会议

  杨伯江在会议总结中高度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指出,清晰梳理2018年日本社会热点将有助于深化对日本社会的全面认知,同时会议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也提示我们,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是发生在历史延续性之中的,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对于一些重要概念,需要从语言学、概念史的视角厘清其内涵的演变和异化,需放在世界的大棋盘中进行坐标定位,进行比较研究。杨伯江认为,研究还需强化和深入,要接地气,要有针对性,要服务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外交安全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深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如何有效实现跨学科研究;2、基础研究如何与对策研究、现实研究有机结合;3、加强中日对比研究,提高日本经验对于中国问题解决的适用性。

  最后,杨伯江鼓励与会专家要抓住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和中日关系缓和大背景下日本社会研究的历史机遇,加强彼此交流、学习与合作,把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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