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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走向研讨会在京举行日本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走向研讨会在京举行

作者:张勇   来源:日本所科研处   时间:2018-07-20

  7月16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走向”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悉尼大学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院校研究生、留学生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吕耀东研究员首先对此次会议的主题设置进行了说明。吕耀东指出,近几年日本的外交战略发生了变化,从目前来看,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是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任何一种外交的实践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战败国,日本过去很少提国家利益,但是,近几年,日本频繁提起国家利益。21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私人智库曾提到了日本国家利益的问题,其中提到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开放的国家利益”,要在符合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强调所谓的安全问题、价值观问题、维护自由贸易体系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吕耀东表示,从国家利益来看,现在日本所追求的还是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日本本国的安全,还涉及到所谓的“地区安全”。日本通过在东亚地区采取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将南海的海上通道纳入其国家利益范围。吕耀东进一步指出,二战时期,日本发起战争也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发起的,沿袭了明治维新时期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通过这种形式向外扩张。现在日本还在强调其所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吕耀东研究员表示,最近,中日关系有所缓和,我们需要分析它的动因,既要考虑国际因素,更多地也要分析其国内因素。

  随后,与会人员根据会议主题并结合自身研究分别发言。

  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副研究员在发言时指出,安倍内阁维持了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即在安全上制衡的层面更多,经济上则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其中,第二次安倍内阁的一个主线,是制衡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这种制衡不是硬制衡,而是倾向于软制衡。张勇认为,从内部来说,在“吉田路线”下有一种被压抑的针对东亚、亚洲的内在诉求,日本外交从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到战后的“脱亚入美”,现在或是两个车轮在牵引,即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实行更加开放的亚洲外交。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对华外交。这是一种合理的回归。张勇指出,日本各界有一种声音,即对华适度合作符合日本的利益。短期来看中日关系在升温,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安倍对华外交短期内会加大升温势头。但是,日本是否改变了原来的对华路线以及升温势头会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这既受双方因素的影响,也受域外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庞中鹏副研究员就日欧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庞中鹏认为,从历史上来看,20世纪初,日本第一个结盟的对象就是英国,二战时又结成了日德法西斯同盟,20世纪上半期日本通过同盟关系打入了欧洲阵营。庞中鹏指出,经贸和安全是日欧关系的两个车轮。具体而言,冷战期间日欧主要是侧重经贸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欧之间的第二个车轮,即安全关系开始运转。庞中鹏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盟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本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相似。其一,日欧都具有经济实力,但在安全事务上难以独自自主,双方都致力于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二,双方在外交政策上具有相似性,都重视对美关系,同时谋求多边外交。其三,日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面对共同的挑战。在国际贸易上,双方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日欧双方不断接近。但是,庞中鹏认为,日欧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并非铁板一块,在对俄、对华问题上,日欧存在一定的分歧。

  围绕日本外交、对华外交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孟晓旭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日本外交非常活跃,其中有两个表现值得我们重视。其一,日本和友好国家关系网络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与法国和英国。孟晓旭认为,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本和东南亚、非洲国家的关系,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和法国、英国作为海洋国家的合作,日本提出了很多合作的框架。其二,需要关注日本的印太战略。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黄刚老师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黄刚认为,鉴于安倍政权的长期性,在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考虑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黄刚指出,安倍政权对华外交的一根主线就是“应对”中国,“应对”不是单纯的遏制,与以往相比,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日本开始主动出击、设置议题,例如南海问题、印太战略等。黄刚认为,战略上的复合性决定了日本对华外交采取两手策略,即外交和安保上的围堵、遏制,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助推安倍经济学。

   围绕日本对外援助问题,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国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国晖指出,日本ODA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目前学界对日本ODA的定位基本是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政策。国晖认为,日本ODA是“经济治国”。“经济治国”是一个有别于国际关系三大主义的新理论,即一国政府用经济工具对他国施加影响,以达到本国利益目标。此外,国晖博士对ODA分期发表了看法,认为从签署《旧金山合约》到1976年对菲律宾赔偿结束为第一期,这个时期日本重点追求经济目标;从1977年到冷战结束,是日本ODA转型期,日本追求的目标由经济目标转换为政治目标;从1992年出台第一部ODA大纲开始到现在,日本ODA进入了新的模式。

  与会专家学者发言结束后,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卢昊副研究员进行了点评。卢昊表示,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总体围绕国家战略或者对外战略展开。如何看待日本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需要看其战略意图、战略能力、路径选择以及对我们的影响。卢昊指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既包含理想主义也包含现实主义。从战略能力上来说,不能轻视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的能力,虽然日本的老龄化等问题限制了国家战略资源的增量,但是其仍有很高的存量。对日本的经济增长、产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点评结束后,吕耀东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吕耀东表示,日本近年来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其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修宪”的问题。“修宪”的前期步骤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将个人意志通过国会上升到国家意志。日本过去是通过日美同盟的形式,依靠美国保护日本安全。现在日本一方面提升自身防卫力量,同时与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开展2+2合作,通过签订《物资劳务协定》等提升在安全层面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美日印澳的联盟。吕耀东进一步指出,日本对华外交是两个方面,安全层面依托美国以及西方友好国家制约中国,在经济层面则希望加入区域合作,包括RCEP或者在第三国达成相应的协议等。

最后,与会人员与会场听众进行了互动,大家积极提问,踊跃发言。对于听众的提问,与会专家学者逐一解答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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