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3日，“日本与中日关系：形势分析及研究方法”研讨会顺利召开。本届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及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唐永亮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分别致辞，对本届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七家合办单位表示衷心感谢。研讨会分为主题演讲和专题研讨两个环节。

  主题演讲环节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高洪围绕“两互原则”与“战略互惠”做了发言。他指出，在中日两国缺少国家战略一致性的现实面前，两国领导人选择了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向前的“两互原则”——“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以务实的“两互”替代了此前对“战略互惠”的突出强调。把“战略互惠”还原到四个政治文件里而不再单独提“战略互惠”，是中日两国关系趋向务实方向的一个政策性调整。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围绕“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安全战略调整做了发言。他认为，岸田内阁未来能否稳定仍存变数，虽然“安麻体制”消失，但“安麻路线”仍然存在，未来岸田要稳定执政基础必须继续获得安倍派和麻生派的支持，加之岸田曾经担任过安倍内阁的外务大臣并一度兼任防卫大臣，参与过安倍“自由开放印太”的决策，因此对这位自民党“宏池会”传人的国家战略及对华政策不能抱有过高期待。

  胡令远教授围绕中日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温度与岸田政权的走势做了发言。他基于对岸田执政一年对华外交与其“宏池会”底色相关性的评估指出，岸田政策与其“宏池会”出身之间存在乖离。“宏池会”以及岸田政权目前面临的内外环境早已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教授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国内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中日关系的力量对比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主动性、塑造能力、引领能力在增强。影响中日关系的变量有三个，即日本自身、中国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研究员就国际形势变动与中日关系做了发言。他指出，全球变局因为重大事件明显加速，中日关系日益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甚至左右。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即俄乌冲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态势的影响，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与大国关系调整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际安全形势与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加速转型。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裴桂芬教授针对日元汇率与日本货币政策走向做了发言。她认为，影响日元继续作为避险货币使用的因素有国际收支、对外纯资产、通货膨胀水平等。目前日元又再次开始升值，是否是作为避险货币再次生效，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神田真人也对之不置可否。能源价格下降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诸如此类的因素可能都是促使短期内日元开始升值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现象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待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关于日本经济研究方法谈了自己的几点感悟。他指出，目前日本和美国结成经济安全同盟共同遏制中国，这种复杂状况下，要求我们对于日本经济的研究应更绵密、更深入，研究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并根据日本经济研究的内容和特点，提出了研究日本经济的十个基本原则。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庞德良教授围绕岸田文雄“新资本主义”政策的逻辑与前景做了发言。他认为“新资本主义”的学理逻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经济与道德统一的理念；二是继承了其所在派阀“宏池会”的传统；三是把公益资本主义理论作为实现新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框架。其特征是：（1）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纠正；（2）试图从企业优先重视成长的增长型经济学，向国民优先重视公平的分配型经济学转变；（3）进一步强化政府作用，试图以政策和战略引导以及资金支持恢复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所长宋志勇研究员针对国际环境变化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展望做了发言。他指出，“经济安保法”的出台让日本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在对华投资方面有所顾忌，使中日两国在产业链方面的合作遭受一定冲击。未来中日经贸关系取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遏制态势可能不会轻易转变，会给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不小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以“中国、日本与东亚：未来视野的文化构想”为题做了发言。他指出，虽然自隋唐时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中心圈对于周边构成放射性影响由来已久，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同源性却变成了当今中国对外交流时的文化阻力。他呼吁：（1）鼓励学者大纵深地做历史研究，积极思考如何改造、发展国与国之间文化联系性；（2）国家要做好顶层设计，推动机制建设；（3）利用好国家、社会力量和民众力量，共同推出有共性的文化交流。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田香兰研究员围绕日本“2040年问题”做了发言。她在分析日本提出“2040年问题”的背景的基础上，指出日本政府解决“2040年问题”有四条路径：（1）社会保障模式从“1970模式”转变为“21世纪模式”；（2）构建地域综合照护体系，解决老年人的照护问题；（3）建设地域共生社会，实现地域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4）通过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确保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教授对如何看待平成日本经济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解析日本经济时要警惕“唯GDP”的误导性，GDP指标难以准确评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平成三十年并非“失落的三十年”，日本已由昭和时代的“赶超经济”的优等生变成了平成时代“要素创新”的优等生；日企盈利能力已经赶超英德，逼近美企；日本在全球价值链的存在感已经从“第一”转为成“唯一”。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初晓波教授对“新冷战”进行了概念辨析。他认为，由于东亚区域内冷战一直没有结束，因此不存在“新冷战”。日本学界关于“新冷战”有三种话语类型。第一种是否认存在“新冷战”；第二种是以西原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必须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冷战”；第三种是认为，日本可以在中美“新冷战”中获得渔翁之利。从第18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的发言可以看出，日本认为自身面临着中俄双重威胁的“新冷战”。

  下午的专题研讨环节分为日本政治外交专题、日本经济专题和日本社会文化专题。

  日本政治外交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张伯玉研究员和外交研究室主任张勇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平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张晓磊副研究员、综合战略室副主任孟晓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星宇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郭海副教授分别围绕日本政治极化与右倾化、东北亚政治经济秩序与中日关系、岸田政权官邸主导困境及成因、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动向、俄乌冲突下日本印太战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反思、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日本外交战略做了精彩报告。

  日本经济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刘瑞研究员和综合战略室负责人卢昊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负责人田正副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程蕴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教授、商务部亚洲研究所张雪妍助理研究员、河北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马学礼副教授分别围绕日本供应链安全政策动向、日本在亚洲的新能源战略、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与日美军事合作的动向、新形势下中日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日本海外基建投资与东亚产业链重构动向做了精彩报告。

  日本社会文化专题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化室主任张建立研究员、社会室负责人金莹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社会室吴限副研究员、文化室内张梅副研究员、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董顺擘副研究员分别围绕日本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变迁、风险社会进程加剧下的日本、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俄乌冲突对日本舆论涉台政策认知的影响做了精彩报告。

  最后，张玉来、黄大慧、田香兰、宋志勇、归泳涛、杨伯江分别作为主办单位代表致闭幕词。大家表示通过本届研讨会进一步增进了彼此学术交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希望将这一会议持续下去，办成品牌。

（科研处卞显乐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