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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虽四面出击,却难改“附美”本色

作者:卢昊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3期   时间:2017-07-04

  在亚太局势不断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政权上台后美国调整其亚太政策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战略性外交”也在经受冲击与考验。日本相当担忧日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的走势则充满警惕。

“四面出击”的安倍政府

  今年以来,安倍政府的外交较为忙碌。除继续“稳固周边”、强化与东盟、印、澳等“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外,另一重点是与美国、欧盟等西方“盟友”加强协调,强化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角色与作用。继2月访美、3月访欧后,在5月意大利G7峰会上,安倍又借机开展首脑外交,以加强G7团结为名“担负起沟通桥梁的角色”,谋求主导议程。在日本的推动下,G7会议公报除对朝鲜局势发表看法外,还对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声称要“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域规则秩序”。日本还计划与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签署《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让协定》,进行武器装备联合开发。之前日本已与英、法签署了该协议,现在则试图扩大合作范围。对此《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日本联合欧美在南海问题上发声,旨在牵制中国“以强力改变现状”的举动,而日本与欧洲强化军事合作,也有阻止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意图。

  同时,安倍也对中、韩做出了一些“主动姿态”,通过所谓“特使外交”“亲笔信外交”,以实现首脑会谈为目标,寻求改善与中、韩两大邻国的关系。对华方面,日本官方将“一带一路”作为改善中日关系气氛的切入点。5月中旬,安倍委托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其亲笔信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与安倍及其主要外交幕僚会谈。6月初,安倍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表示,日方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对韩方面,韩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安倍就与其通电话并在东京会见其特使。6月上旬,二阶俊博再次作为安倍特使,携其亲笔信率团访韩,受到文在寅接见。关于与中韩首脑的会谈,日本政府的“理想打算”是:首先在今年7月的德国G20峰会上安倍与中、韩领导人会面,然后安倍明年访问中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此基础上促成习近平主席明年下半年访日。

名为“平衡”,实为“附美”

  日本的上述举措看似在寻求政策平衡,但实质上依然是“跟随美国方向前进”,实现“日美同步”。4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参加日美经济对话。意大利G7峰会开幕前,安倍和特朗普再次举行首脑会谈,安倍还邀请特朗普今年秋天访日。同时,日本以更强的积极性与美国展开军事合作,力主将同盟一体化“做实”。5月初,日本“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首次执行了新安保法所允许的“美舰防护”任务。6月初,日美在日本海至冲绳以东海域联合训练。6月中旬,“出云”号等日舰还和美航母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做出联合干预南海问题的态势。

  而从日本外交全局看,安倍政府的“四面出击”显然也受到了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牵引。由于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尚不明朗,日本近期在亚太的外交行动都带有“重新巩固立足点”的考虑。拉拢欧洲各国的目的之一,也是稳固日本自身在西方阵营地位,增加影响美国政策的底气和筹码。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微妙变化”让日本危机感增强,进而跟随美国“调整站位”。日本政府向“一带一路”示好,显然是看到4月“习特会”后特朗普对华态度缓和,于是开始借缓和日中关系为自己“买保险”和“留后路”。参考“历史教训”,日本最大的担忧莫过于在对华政策上再次被美国“越顶”。在日本看来,中美如果接近并“做起交易”,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被边缘化。在此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向中国“靠近一步”,另一方面劝说美国与中国“保持距离”,试图确保中美日三边的“动态平衡”有利于日本。

  一直以来,日本外交“附美”本色难改,而安倍政府则加剧了这一倾向。“战略性外交”看似扩大了日本的外交视野,但其焦点却依然集中在美国身上,而且“姿势”的平衡感实际上越来越差。尽管在对美外交上频繁出招,并为了美国大幅修改了上半年的外交日程,日本依然感到相当不安,认为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可能会放弃原则,和中国做危险的交易”,“相比中国这样不够透明、但又可以合作的对手,特朗普对于日本这样知根知底的盟国反而可能更严厉”。 这样的不安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在“借同盟之力,而最终脱同盟而自立”的目标导引下,日本的“附美”行动体现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方面,紧密盯住美国的政策动向,据此不断调整日本的应对措施,避免可能的外交困局;另一方面,积极介入美国的地区战略,继续以对美国的支持换取美国的战略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增强日本的自主外交与安保能力。

  在日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日本战略精英们目前的共识是:日本外交更需要“紧紧抓住美国”。4月初,包括田中明彦、北冈伸一、中西宽等对安倍有重要影响的外交智囊的“富士山会议”特别工作组发表题为《建立更稳固的同盟》的政策建议书,指出日美应确保在核心理念和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为应对“朝鲜威胁”共同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并积极构建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等三边安全框架。可以看出,日本外交当前的战略思考已经“深度依赖”美国及其战略,“强化同盟”成为破解一切问题的答案,其政策布局也必然围绕此展开。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日本外交将继续沿着“附美路线”而“四面出击”。

外交悬案难以解决

  当前,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增强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战略性”,拓展外交空间并“打破悬案”,并以此作为政权业绩。但事实上,现在的“战略性外交”已经有流于形式、陷入迷途的迹象。从近邻外交看,战略博弈仍将是中日关系的“主调”。考虑到日本仍利用南海等问题针对中国,并未放弃构筑“对华包围网”,中日之间将依然“保持微妙而确实的距离”。由于韩国新政权在慰安妇问题、争议领土问题上坚决捍卫自主利益,日韩分歧在短期内很难彻底弥合。由于美国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安倍政府所寄予厚望的对俄外交,特别是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这一悬案的解决也陷入僵局。当然,还包括日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尽管日美同盟的强化是日本可依赖的外交“基本盘”,但基于日美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上显而易见的分歧,双方的亚太政策很难同步,战略合作和摩擦将并存。因此,安倍政府想要“在各个方向都争取到外交成果”,显然并不容易。

  日本外交的当前困境,根源在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站位”存在问题。正如美国《外交》杂志曾刊文指出,战后的日本外交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独立的一极,在亚洲和西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但它最终选择依附于霸权国,并以西方阵营一员自居,“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选择决定了日本人关于国家方向的共识”。而到了现在,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与遏制冲动,在中美日三边中,日本更难以做到“站位”平衡,而是坚决“附美”,利用传统军事同盟作为后盾,并主动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我阵营”,以此作为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说,依附霸权与假想敌思维让日本丧失了战略独立的可能性。传统军事同盟中的盟国在利用同盟针对共同敌人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理性选择的余地,甚至可能因共同敌人而首先内部分裂,这在日美同盟中已经有所体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以意识形态划线搞“价值观外交”,但安倍想要拉拢的特朗普,却让美国转向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立场,让日本的政策面临尴尬;而原本被日本指责“反普世价值”的中国,则承担起了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角色。因而也有评论指出,安倍原本打算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包围网”,但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包围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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