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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45年的思考

作者:张蕴岭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8期   时间:2017-09-15

  19729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今年是45周年纪念。中日建立外交关系被称之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标志两国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里的用语很特别——中日邦交。邦即邻,邦交便是邻国间的关系,但中国有很多邻国,为何唯独中日称之为邦交?我问了一些人,包括日本人,答案都不一样,不过大多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日有着特殊交往历史的缘故。  

  在历史长河中,日本与中国有着割不断的思想文化情结,本应是友邦,但近代却成了恶邻,日本崛起后侵略中国,让两国关系陷入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历史地看,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大的转折。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一路走来,并不顺畅。特别是近些年,出现了“政冷、经凉、民怨”的局面,似乎陷入新的“不正常”状态,鉴于此,大家都在谈,中日关系如何走向“正常化”。按中文意,“不正常”就是不好,但不好与坏还是有区别的,“不正常”还是有“希望好起来”的含义。  

  另外,我认为对于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定位也要与时俱进,理性客观,符合实际。以往,我们总希望把中日关系定位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此,把“友好”、“世代友好”作为坐标,其实,这样的定位可能就有问题,它容易让人产生错觉,造成误导。放下“友好”的包袱,基于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坦然地应对和处理分歧、争端,推进合作,可能更好。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两国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新型中日关系。近年来,我发表了数篇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提出一些可供思考与研究的看法。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经历大的历史性转折。近代,中日综合实力发生了日本超越中国的大转折,无论对中日关系,还是对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中国综合实力又反超日本,且差距还在拉大,也必然对中日关系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正处在这种力量转变下的磨合期。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上次转折的悲剧不能、也不会重演。中国宣示“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日本当政者、战略家对此有疑虑,特别是近些年来,防中国似乎成为日本的既定政策。如何构建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新型中日关系,这是个新课题,需要双方做出大的努力,特别需要东方智慧的引领。 

  第二,要从大格局的视角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二战以后,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中国与苏联为伍,中日之间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外交关系,是对抗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经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扩大了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军事同盟加强,美朝对抗加剧,朝鲜决意发展核导,朝半岛危机加深,美国把崛起的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此情况下,日本更加依附与美国的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站在了美国一边,在与中国有纠葛的地方火上浇油……这不仅让中日双方、也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感到,中日总是相背而行。当前,由于朝核问题,东北亚又一次处在是战还是和的十字路口,中日本应合力推动东北亚地区的新和平秩序的构建,这对两国好,对地区也好,但如何建立战略信任,能够相向而行,还需政治家承担起责任,民众觉悟起来。  

  在我看来,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的稳定器:一是互惠的经济关系。尽管近年来市场份额在下降,特别是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份额大幅下降,但这是结构性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转变,双方互惠的重要性和利益基础仍然存在;二是共同的和平诉求。不仅中日不能再战,而且也要阻止在“家门口”生战,战争给人民的伤害太深,现代战争的危害性更难以想象。当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两个稳定器都需要加固,一则需要寻求新形势下新经济关系的加固点,二则需要在构建长久和平上增进共识,从战略认识和功能设计上避免发生战争或者卷入战争。  

  在面临“政冷、经凉、民怨”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要在努力稳定中日关系大局的基础上,在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上多下功夫,让教育、文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动起来,热起来,更开放,更便利。通过务实与有作为的努力,共同设计和启动一些大项目,以人文促政治,让政治不结冰。我们常说,中日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如今民间基础发生变化了,需要我们花气力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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