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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访华后,中日关系“走稳”靠什么

作者:廖勤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8-10-28

  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可能因为安倍的一次来访和签署多个协议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仍然还会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干扰因素。中日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取决于两国自己,目前情况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7日,随着安倍晋三回国,日本首相时隔7年的正式访华之旅落下帷幕。3天虽短,但双方收获很大:两国领导人通过会谈加强政治互信,签署10余项政府间协议、52项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规模20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海上搜救合作协定、设立创新对话机制……这些交流与成果为中日关系“航船”破浪前行注入哪些新动能?

确认方向重申定位 

  “羽田机场的蓝天。已经有七年没正式访问中国了。虽然还存在种种问题,但也正因如此,首脑们才更应该敞开心扉,真诚交流,借此次机会把日中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天启程来华时,安倍发了这样一条推特。如今,3天访问结束,结果是否如安倍所期?

  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高洪看来,一次访问未必就能把中日关系推向“新阶段”,但是,这次访问应该说达到双方预期目标。访华期间,安倍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取得重要共识,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信任关系,为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认为,这次中日之间的积极互动,是两国领导人重温40年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初心,重申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原则和中日关系的相互定位。同时,也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两国确认要继续坚持和平、友好、互利、合作这一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习近平与安倍的会谈内容,对未来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在与安倍会谈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切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正面互动,增进政治互信。要重信守诺,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行事,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维护好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习主席这段话传达了清晰的信息:即希望日方信守政治承诺,勿让两国关系在前行过程中倒退、回潮、摔跟头。”高洪说,尽管中日关系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只要双方加强高层引领,保持更深入的战略沟通,就能避免战略误判;同时,日方言而有信、以大局为重,就能避免关系出现倒退。

  在两国首脑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上,李克强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行稳致远提出了4点建议: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和深化民间交往、携手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贡献。

  “这是对中日关系作出全面解读和全方位谋划。”高洪说,政治互信是保证关系正常发展、走向成熟的条件和基础;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这次取得的经济金融领域合作成果赋予两国关系新动能。民间交往是政府间约定、经济界合作之外,从根本上化解两国矛盾,使关系成熟稳定的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3天紧凑行程中,安倍专程前往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中日双方还同意将明年作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高洪指出,安倍访问北大,中方也邀请日本大学生访华,这些都是中日两国实务部门作出的明智和必要的安排。“通过改善国民相互认知,尤其是加强代表未来的青少年之间的沟通,能为相对脆弱的中日关系增加韧性。”

  携手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贡献则是中日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比如,面对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发动贸易战,中日主张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这一共识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和示范效应。”高洪说。

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在高层作出顶层设计、指引方向的同时,中日这次也在多领域取得了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成果。

  “这次务实合作的成果可圈可点,内容广泛、丰富、充实。”杨伯江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中日签订升级版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约300亿美元)人民币,比2002年版协议扩大10倍,约为去年中日贸易额(300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这一升级版协议对中日关系、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日关系而言,该协议直接为两国企业合作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增加两国进出口双边贸易的便利性,同时还能规避因国际汇率变动造成的潜在损失,对稳定各自金融形势具有直接正面作用。

  从地区和国际角度来说,更具深远意义。具体而言,该协议标志着中日贸易朝着产业投资的方向深化。同时,用人民币和日元进行本币结算,对于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东亚地区推动自主的区域经济合作路径,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意味着未来可以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另一大亮点就是第三方市场合作收获52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信息,52份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物流、IT、医疗保健和金融等广泛领域。李克强还表示,要把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成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柱。

  高洪表示,中日若要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就需创造新的亮点和支柱,而第三方市场合作就是最佳选择和方案,也契合了多方共赢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以湄公河流域5国为例,对中国而言有地理之便,故5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上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在5国也具备投资优势;日本在5国也有大型合作项目和成熟的机制安排;5国自身也有实际需求,工业水平有待提升,基础设施需要升级改造。结合这些优势与需求,有利于三方开展互利合作。反之,中日对外经济合作若采取恶性竞争,就会利益互损。如竞争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就是教训,双方竞相压价,最终日本落败,中国也是惨胜。

  事实上,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个全新概念,并不局限于地理空间的第三国或第三方区域的合作,还可以延展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包括各种产业门类和领域,如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交通物流、财政金融、人工智能、医疗、个性化服务等。

  在推动高科技合作方面,这次中日还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杨伯江评价道,这是一个非常基础、关键的举措。双方就尖端技术的转移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建立一个常设协商机制。这一机制并非遇到问题、时隔几年才开一次会,而是一个常设性的制度化保障。“构建这一常设机制将推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迈上新台阶,包括为两国产业技术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这一对话机制将为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可持续、纵深发展提供可靠的机制保障,实现中日合作的提质升级,即不仅仅是传统合作量的增加,而且更有面的拓宽,有质的提升。”

  在安全合作领域,两国也取得了进展,签署了《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SAR)。高洪说,“双方每年都有大量搜救渔民和平民的记录,现在,政府职能部门以签署协议方式将搜救行动公文化、制度化,有助两国把共同构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这一口号变为现实”。

  杨伯江指出,签署SAR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日关系既存在协调合作的一面,也存在矛盾摩擦的一面。东海的海上领土争端就是其中一个突出问题。现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思路,就是尽可能扩大积极面,即协调合作的一面,同时管控处理好消极面,比如东海海上领土争端。“我们坚持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在最终妥善解决问题前,要确保中日之间的分歧处在有效可控之中,也就是说不能让其失控,不能因为局部摩擦的激化而冲击中日关系的整体。这次签署SAR就充分体现了中日双方相向而行的思维和处理问题的路径。”

如何步入“新时代”? 

  在26日的“习安会”上,中日两国领导人对当前和未来的中日关系作出了评价和展望。习近平说,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安倍也表示,希望通过此访,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未来如何延续积极势头,沿着正轨走下去,顺利步入“新时代”?

  杨伯江认为,安倍访华后,目光将移到“后安倍访华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即如何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真正使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可能因为安倍的一次来访和签署多个个协议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仍然还会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干扰因素。但是毕竟中日关系是主体,中日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取决于两国自己,目前情况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因如此,双方在主观上、政策上要加倍努力,确保中日关系延续积极势头,沿着正确轨道走下去。

  “确保中日关系可持续发展、延续目前良好势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抓紧加深两国民间交往。”杨伯江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必须真正实现两国从草根到精英层的全面接触,不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接触,应该是相互了解,并且这种了解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归根到底,需要民众和社会的基础。正如习主席强调的,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

  “从我们的观察和近期的专题调研情况来看,仅就日本国内而言,比如说,对于改善对华关系和发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日本国内还是存在着‘温差’,存在不均衡现象。或许可以概括为“官热民冷”、“经热社冷”,即官方和企业较积极,但是媒体、社会、民众还没有完全跟上来。日本企业虽然从与中国企业的海外合作中受益,但是,回到国内却倾向于低调,不说也不宣传。这也反映了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杨伯江说。

  高洪表示,中日关系未来若要打破“冻冰—融冰—再冻冰—再融冰”的循环,需要两国相互理解,正确解读、看待对方发展,并保持换位思考能力,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尤其是日本应以平常心,理性、淡定看待中国发展,并真正将其视为两国携手共进的机遇。同时,日方还应信守承诺,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勿给两国关系制造障碍,包括挑起历史问题的是非、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为推行自身某种战略寻找借口,这些都不利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对于安倍所说的“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杨伯江认为,这一提法反映了日方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这种转变是积极、正面的,应该予以肯定。不过,要注意“协调”的概念,其含义更多的是指围绕某一个共同利益、某一个核心议题,双方展开交流与沟通,尽可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它还没有达到合作的程度和阶段。同时,“新时代”还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甚至是未来时。要推动中日关系实现从竞争到协调的新时代的转变,仍需双方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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