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
“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6月的G20大阪峰会上,中日两国首脑会谈时,习近平这样说。会谈中,双方达成了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十点共识,习近平主席还受邀于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重返正常轨道后的中日关系,如何实现行稳致远、可持续发展?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发表了他的观点。
我认为,中日关系这一轮改善的根本动力,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在利益驱动、政策导向的背后,最本质性的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产生的相互合作的需要。
有一些分析将特朗普冲击作为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最大推动力,但我认为并非如此。事实上,在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至少两年之前,中日之间已经开始了重返正轨的尝试,即使2016年没有特朗普上台,中日关系改善也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必然性。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在本地区及国际事务中,中国和日本的作用趋于上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对改变力量对比、重塑地区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因素俨然成了一个自变量。与此同时,日本虽然经济增速减缓,但它的综合战略活跃度正在提升,努力从“棋子”变成“棋手”。这从日本主导的新的TPP生效,签署世界上最大规模自贸区协定——日欧EPA中便可见一斑。
那么,中日关系此轮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远?应该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合作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也是有巨大潜力的。但是这样一个前景需要倍加呵护,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
中日关系的巨大潜力来自产业方面的巨大互补性。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高坂正尧就曾说过,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当代日本知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顾,一个中国“够日本吃一辈子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日本的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区域合作经验、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等,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合作之路若要走得比较远,在于能否妥善管控分歧、处理敏感问题。现在,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做鸵鸟,要面对现实。很明显,短期内对于这些问题很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鉴于这一现实,我们近期要考虑是先把问题妥善管理起来,防止局部矛盾激化,产生冲突。管理好问题是为将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此外,还需加强战略对话,扩大协调范围。在自由贸易、地区合作等领域,中日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但并不是没有差异甚至分歧。上面我们提到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方向未必和中国完全一致。例如,围绕WTO改革,围绕一系列重要制度性安排,日本想法与欧美不尽相同,但也与中国不完全相同。此外,关于电子商务、网络信息等等,在这类问题上,日方立场或许更接近欧美而不是中国的立场,对这些我们要心里有数,有效评估、精准把握。
那么,为了实现中日关系的行稳致远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如何做才是对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概括起来,叫做改善存量,优化增量。围绕改善存量,就像上述所讲的,必须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控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
我想从三方面重点谈谈如何优化增量。第一,要从时代潮流,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同双边关系问题衔接起来,去考察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时代中的中日关系。第二,相互学习,深化研究。例如,日本是如何将基尼系数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准的?在过去的平成时代,日本的社会思潮、政治思潮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推动务实合作。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中日关系更是如此,加强务实合作要有紧迫感。比如,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中,怎样才能克服巨大的企业文化差异,扎实推动每个项目进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对两国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是一个共同的课题,我们需要共同拿出智慧,赢得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