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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体制看日本“战后”意识的变迁

作者:崔世广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12期   时间:2016-12-22

  2015年适逢日本战后70年。由于这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战后70年”成了2015年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但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日本的“战后”意识似乎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本文拟以战后体制的斗争为主线,结合战后日本的国民舆论调查结果来考察日本“战后”意识的变迁及其特征,以期对理解和把握日本提供某些启示。

日本的战后体制与“战后”意识的源流

  日本的“战后”意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即1945—1952年所谓日本被占领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在美国主导下,日美两国合作共同构筑了日本的战后体制,即“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的“战后”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战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

  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改造,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1946年11月,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主导下,经过占领军当局和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与妥协,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宪法体制”得以形成。

  新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主权在民”、“保障国民权利”和“放弃战争和军备”。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力,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新宪法还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并不再拥有军队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正因为如此,“宪法体制”成为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石与和平民主意识发展的源流,当然也是统治阶级要否定的首要目标。

  但是,随着冷战的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惩罚、削弱日本变为扶持、帮助日本,以便将日本建成东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军事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策划缔结片面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来结束对日占领状态。1951年9月8日,在把中国、苏联等对日主要作战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日本与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日,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另两个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也随之成立。

  《旧金山和约》对日本来说是十分宽大的议和,其完全没有明确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且,日本虽然以接受远东国际审判等结果的形式,在对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认了战争责任,但是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国内进行相应的战犯审判,没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战争责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内外双重标准。另外,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战胜国大都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权,少数国家也只能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决定赔偿的总额和内容。因此,“旧金山和约体制”成为日本历史认识暧昧化和战争责任模糊化意识的一个源头,也为以后历史问题的表面化和长期化埋下了伏笔。

  《日美安保条约》则明确了日美同盟关系。《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陆海空军,“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而且,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可以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和长期驻军,而日本则沦为美国的附庸。“日美安保体制”虽然有时也会激起日本反美民族主义意识,但其长期存续和强化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对美从属意识,这也成为日本“战后”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战后”意识有三个源头。建立在战后体制之上的“战后”意识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包含着诸多结构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引起否定“战后”与保卫“战后”的对立与冲突,“战后”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战后体制遭遇的挑战及其影响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1954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1955年,日本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日本平均个人消费超过了战前水平。另外,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其后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达37年之久。在此背景下,日本统治阶级开始迫不及待地向占领政策和战后体制开刀,将矛头直接指向战后宪法以及不平等的《日美安保条约》,引发了围绕战后体制和政策的第一次大规模对立。

  日本恢复“独立”后,一度被剥夺公职的战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鸠山一郎等陆续被解除处分,重新复归政界。他们以“恢复自主独立,修改占领政策”为目标,首先将矛头指向作为占领政策最大成果的战后“宪法体制”,叫嚷要“制定自主宪法”,“恢复、夺回被宪法夺去的东西”。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也把“修改宪法”作为“党是”,将“谋求自主修改现行宪法,另外重新探讨占领期诸法制,按照国情进行修改或废除”等内容写入“党的政纲”之中。

  面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保守势力否定战后宪法的动向,以共产党、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进步势力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进步人士认为,战后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是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是战后和平民主主义的总根源,因此护宪斗争是一场关键性的斗争。“拥护宪法国民联合”提出了制造拥护宪法的国民舆论、在议会中确保阻止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势力和在国民投票时否决宪法修改案等活动方针,广泛开展了护宪活动,形成了护宪高潮。由于修宪势力在国会中未能达到提出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结果其修宪目标遭到挫败。

  另外,在“独立自主,改变占领政策”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动向。新条约明确规定,美国的陆海空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则有义务保卫在日本施政领域中的美军安全,双方“在遵循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且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新条约的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极大警觉,担心被卷入战争的心理升温。于是,日本民众用包围国会、集会示威等方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斗争。虽然由于岸信介内阁的顽固立场,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生效,但岸信介内阁也在群众斗争中被迫下台。

  此次关于战后体制和政策的较量,主要是围绕修改宪法和“日美安保体制”展开的,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成为斗争的焦点。其结果是修改宪法的动向遇到强烈抵制而遭受挫折,“日美安保体制”却在统治阶级的坚持下得以延长,并被保留了下来。

  通过这次围绕战后体制和政策的斗争,日本的“战后”意识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宪法的和平民主主义意识开始深入人心。相关舆论调查表明,在日本“独立”之初,曾一度出现过为了再军备而赞成修改宪法的舆论动向,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反对修改宪法特别是第9条的国民意识开始占据主流,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以后。在国民拥护宪法的和平主义意识面前,日本统治阶级只好走上了不触动宪法条文,由解释修宪重新军备和重新武装的道路。其次,对美从属意识的固定化。尽管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具有了日美相对对等的色彩,但改变不了日本从属美国的实质。新日美安保条约成了既成事实,统治阶级开始将重心放到发展经济上,而《日美安保条约》也开始渐渐为民众所接受,对美从属意识开始向民众蔓延。

“战后政治总决算”与“战后”意识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通道。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5年,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与此同时,世界上主张“向日本学习”的论调高涨起来,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也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日本又出现了重新审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否定战后政治和政策的新动向,于是引发了第二次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

  这次斗争主要围绕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展开。1982年11月,中曾根在就任日本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会见中,明确表示了“我想宪法也应该重新评价”的改宪意图。1984年,中曾根明确说:“我所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实际上是要清算战后以来的政治,改变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二流、军事三流的形象,追求政治大国目标,谋求与日本经济相适应的国际地位。

  面对保守势力修宪和否定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动向, 护宪和平民主主义力量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联合召开了保卫和平宪法国民大会,并发表了阻止修改宪法的宣言, 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护宪宣传运动。由于护宪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 加之在野党拥有在国会中可以阻止提出修宪动议的席位,中曾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修改宪法不会得到国民的理解,以修宪为主要目标的活动最终无果而终。

  此外,中曾根康弘“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诉求,还特别指向了战后教育,要求进行“教育改革”,灌输国家观念,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持双重标准,即在国际法上承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合法性,同时在国内却一直推行着与国际承诺相矛盾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风潮加剧。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将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命令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奸、掠夺等暴行的记载。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还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遭到来自国内外的严厉批判。迫于压力,1982年8月日本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宫泽谈话”,表示接受中韩等国的批评,由日本政府负责对教科书进行纠正。在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考量的延长线上,1993年时任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设置“慰安所”和强征“慰安妇”。在1995年战后50年之际,日本政府发表了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

  由于日美安保体制已经得到日本多数人的接受,因此这次斗争主要是围绕战后宪法和历史问题展开的。其结果是统治阶级修改宪法的企图再次受挫,战后以来在历史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受到严重挑战,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新的表态。

  这一时期,日本的“战后”意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和平主义意识得到新的发展。和平主义意识与国民和平、富裕的生活感受相结合,成为广大日本国民拥护宪法的重要支点。据调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赞成修宪的国民比率一直高出赞成修宪者;反对为了拥有正式军队而修宪的比率直线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达到70%以上。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承认战争侵略性和加害性的人数开始增加,使被害者意识很强的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据NHK的舆论调查,20世纪80年代认为“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历史是对亚洲各国侵略的历史”的比率达到50%左右,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进入他国是为了生存不得已的行为”的为40%左右。但是同时,承认是“侵略的历史”而非“不得已的行为”的比例仅为27%,也说明日本人历史认识中仍然蕴藏着某种“危险”。

面临“摆脱战后体制”考验的“战后”意识

  冷战结束后,日本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右倾化和国民意识保守化的现象。同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长期萧条。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土壤中,日本又出现了第三次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主要体现在修改宪法、强化日美同盟、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方面。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其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安倍从新自由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试图彻底清算和埋葬“战后体制”,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国家目标。首先,否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战后宪法。2007年5月,安倍制定了“国民投票法”,在程序上为修宪铺平了道路。第二次执掌政权后,安倍制定了阶段性推进修宪的战略。第一阶段先争取得到公明党和民主党的合作,将新的人权以及紧急事态等纳入宪法修改案,通过国民投票。然后,第二阶段再对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达到修改宪法的真正目的。其次,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改变以前日本政府有关自卫权的解释,于2014年7月以“阁议决定”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7月和9月,安倍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使自卫队在海外可以与美军共同作战,用解释修宪的手法突破了宪法第9条的限制。再次,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在安倍看来,历史认识问题也是摆脱战后束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历史教育上实现“正常化”,让国民对本国历史和文化充满自豪,以重新统合国民精神,安倍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拒绝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同时他还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安倍不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提出要重新评价“河野谈话”、“村山谈话”。虽然安倍在2015年8月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但避重就轻,态度暧昧,极力模糊日本的战争责任。

  面对安倍政权明目张胆的修宪、再军备、篡改历史的企图,日本共产党、社民党以及“九条会”等组织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斗争。2015年7月1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后,日本东京和地方都市均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众示威游行。8月30日,12万人在日本国会议事堂集会示威,坚决反对政府在参议院强行通过安保关联法案,再度重现了1960年反安保斗争的场景。受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的影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和态度,也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中韩两国始终对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高度警惕,一直要求其正视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公开批评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行逆施,美欧五百多名学者及各界著名人士联名具书,呼吁安倍政府正视日本战时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并声援无惧日本政府压力的日本历史学家。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次斗争的焦点直指日本战后体制的核心。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想全面否定战后的发展道路,包括战后宪法体制及宪法代表的战后和平民主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追究日本侵略历史责任的潮流及其成果,以及改变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关于自卫权的解释。虽然这次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也受到进步势力和广大市民的抵制,但很明显,迎来战后70年的日本“战后”体制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2014年11月,NHK在日本开展了“战后70年观”的舆论调查,85%以上的人认为战后是“好的时代”,大多数人认为战后构筑了“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这说明,“和平”已经成为日本国民战后意识中的最大共同项。另外,有关舆论调查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赞成修改宪法的舆论曾经占据了上风,但是从安倍政权2014年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特别是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案”以后,反对修宪的人的比率又超过了赞成修宪的人。也就是说,一旦当修改宪法具有了现实性、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增大时,多数日本国民对修宪表现出了拒绝和慎重的态度。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一些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承认日本近代对亚洲侵略的人比起过去也在增加。安倍强行推行的“摆脱战后体制”、彻底否定“战后”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反映了民众的“战后”意识,不言自明。

小 结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一直向“战后体制”发起挑战,试图对其进行彻底否定和终结。如果说第一次否定“战后”想否定的是“战后新宪法体制”,以及谋求相对对等的日美安保体制;那么第二次想否定的是宪法体制所代表的战后政治和教育,而根本不触动日美安保体制;第三次则想全面否定战后的发展道路,包括战后宪法体制、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强化日美安保体制。

  一般来讲,日本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会在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事实上,日本战后宪法一直受到解释修宪的侵蚀,今天更面临着明文修宪的危险;日美安保体制在战后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得到强化,日本也开始由限定行使个别自卫权走向了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而对《旧金山和约》中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有关规定,日本也一直伺机进行篡改和否定。但是,这种动向一直引起日本进步势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的警觉,并掀起了针锋相对的反对运动和斗争。他们高举拥护宪法的旗帜,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不断深化反省侵略历史立场。这样的斗争,有的场合也会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做出一些让步,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自卫权的解释和对防卫费的限制,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等。

  战后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实质是日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斗争。统治阶级否定战后宪法,否认过去侵略历史,而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实际上是要否定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再从政治大国到军事大国的目标,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夙愿。然而进步势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则坚决捍卫战后宪法体制,不断深化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为的是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防止侵略战争历史重演,保卫战后宪法带来的和平与富裕生活。

  因此,日本统治阶级想全面否定战后体制,也不能完全不顾国民的舆论。从日本国民的“战后”意识来看,战后和平宪法体制以及其所代表的和平观念,已经与战后日本人的和平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一个有力支点。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反省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这将日本的国内舆论一分为二,使日本的战后体制经过70年继续存续了下来。可以预见,今后围绕否定战后和保卫战后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另外,日本统治阶级最想否定的是宪法体制,而最不想或不能否定的是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统治阶级一边想由“否定战后”谋求正常国家化,但同时反而加深了对美国的从属和依赖,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此,不管怎么叫嚷“独立自主”、“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摆脱战后体制”,战后体制其实也是不能被简单否定的。如果日美同盟体制一直得以存续和强化,日本不仅不可能彻底摆脱战后体制,而且也只能永远是一个战败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这恰恰应该是日本政治家需要进行一番认真思考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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