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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侘茶乐境”刍议

作者:张建立   来源:农业考古2017年02期   时间:2017-05-02

      要:“侘”不仅是日本茶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亦是日本美意识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源自中国表达负面情绪的“侘”字, 在被“和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积极意义的转换。自16世纪起,如“侘茶”一词所示,抹茶文化成了“侘”理念的重要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精神理念的代名词。从“侘茶乐境”所推崇的时空观、茶器观、茶人论等来看,“侘茶”,可谓既是被宗教化的世俗生活,同时亦是被世俗生活化的宗教。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侘茶”,既是日本人追求快乐的形式之一,亦是日本型摆脱焦虑的方式之一。

    关键词:日本; 侘茶; 乐境; ; 

  作者简介:张建立, 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里千家茶道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在日本,“茶道”作为表达吃茶规范与精神理念的词语,初见于日本宽永十七年 (1640) 成书的《长鶞堂记》。该书中强调, 所有修道的规矩, 都是为了通过“修形”进而达到“修心”的目的。“茶汤道”实质也是一种“由形到心再由心到形”的循环往复的修行。不晓此理者, 多以为欲获得“数奇者”这个代表着有高级修为的茶人之名,只需在点茶、插花等技巧方面下足功夫就可以了, 因而朝朝暮暮一味执拗于形似与否,不在意内心的修为。这种只注重外在点茶技法而忽略了内在精神层面追求的习茶者,最终只能做一个茶汤小伙计而已。如有矢志潜心修习此道者,“吾愿与其语茶道”。[1](卷三P377-378)此后,“茶道”一词开始散见于其他茶文献中,但得以普及使用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即便如此, 无论是在19世纪之前, 还是在“茶道”一词为世界广泛认知的今天,日本人、特别是修茶之人,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还是习惯使用“茶汤”“茶之汤”或“侘茶”这种称呼, 而非“茶道”。本文亦拟沿袭日本茶人们惯用的“侘茶”称呼, 结合日本茶文化古典文献,对“侘茶乐境”做一简要梳理, 以就教于茶界诸贤。

 

一、“侘茶”之“侘”解 

  熟知日本文化者都很清楚,“侘”不仅是日本茶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是日本美意识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但“侘”的理念与茶同样,均源自中国。“侘”,汉语发音为“chà”,日语发音为“わび(罗马字母表记为wabi)”。在汉语中,“侘”字初见于屈原的作品《九章》。如“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中略)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2](“惜诵”篇P170);“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中略)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中略)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2](“涉江”篇P191-192),大多是以“侘傺”这种复合词的形式出现,并且沿用至今。在日语文献中,“侘”字初见于《万叶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词,且分别以该词的体言型或形容词型、动词型来使用的。

  从《九章》及其后汉语中的“侘傺”用例来看,“侘傺”本意主要用于表达人们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内心愁苦、愤懑之情。据叶渭渠和唐月梅的研究,在日语文献中,“侘”字最初多用来表达男女之间恋爱难以成就的悲怨之情,其后在不断“和化”的过程中含义被逐渐拓宽。到了12世纪后期,“侘”亦用于表达因生命受压抑而忧郁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认命的沮丧心境。[3](P72)到了16世纪前后,如“侘茶”一词所示,日语里的“侘”,已经在汉语原意的基础上被和化成了表达安生顺命、乐享落寞孤寂的人生际遇,以及于不顺意中探索人生真谛的特殊审美理念。恰如1828年出版的《禅茶录》所言,一个真正修习侘茶的人,必须是即使个人境遇确有诸多不自由和不足之处,但也要做到不生思量自身不自由与不足之念,潜心修行。否则,就不配做一个侘茶修行者。[1](卷十P296-297) 

  于是,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抹茶文化成了“侘”这种理念的重要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精神理念的代名词。日本学者水尾比吕志称,作为一种被赋予积极价值的“侘”理念,“是所有日本人仅凭直觉就能很好地感受得到的日本独特的美意识”。[4](P8-10)被视为践行“茶禅一味”之典范的日本哲学者久松真一亦指出,侘茶的侘,不是一般的艺术性规范,而是侘人整个生活的规范。所谓“侘”的境界是能够于“无”中生“有”的境界,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境界。[5](P30-34) 

  日本茶人们追求的这种理想境界与中国知识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孔颜乐处”极其近似,所以,笔者仿此将日本茶人追求的侘茶境界名之为“侘茶乐境”。接下来,分别对“侘茶乐境”所推崇的时空、器皿、茶人观等略作剖析。

 

二、“侘茶乐境”的时间观 

  “侘茶乐境”对时间有其独特的安排。“侘茶乐境”不仅体现在品饮一碗茶汤, 而且还体现于享用品茶之前主人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怀石料理。完整的侘茶修习内容, 被称为“茶事”。举办一次茶事, 分前后两席, 前席主要吃怀石料理, 后席专门吃茶, 用时约定不可超过4个小时。一期一会的“茶事”, 亦是一次食礼与茶礼的完美结合。

  一年四季, 茶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举办各类主题的茶事。但阴历十月, 对侘茶修习者们而言则是个特殊的月份。这缘于侘茶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师傅武野绍鸥曾说, 对于正直诚实、谦虚谨慎、不尚奢华的侘茶修习者而言, 惟有十月份才是一年之内最具侘意的时间。[6](卷一P602)日本是1872年12月9日才宣布开始使用阳历纪年的, 所以武野绍鸥所说的十月, 显然不是阳历十月的秋季, 而应该是阴历的初冬时节。

  《新古今和歌集》中收录了一首藤原定家咏秋日黄昏的和歌:“不见春花美, 亦无红叶艳, 惟有秋暮下, 海滨小茅庵。”据《南方录》记述, 武野绍鸥曾表示, 这首描写临近初冬的晚秋时节的和歌意境最契合表达侘茶之心。只有饱览春花红叶, 历尽繁华, 方能体悟这无一物的小茅庵的寂寥境界之美。此乃茶之本心所在。一个不知道春花红叶的人, 一开始就让其居住小茅庵是不可能体悟到这种意境之美的。[1](卷四P16)武野绍鸥作为一个富甲天下的武器商人, 作为一个行走于雅俗之间的公家文化享受者, 作为一个侘茶修习者中的“名人”, 这首和歌的意境不仅是其所体悟的侘茶之心的写照, 大概同时也是其对自己人生境界的总结吧。

  《新古今和歌集》中还收录了藤原家隆的一首和歌:“苦待花报春, 莫若觅山间。雪下青青草, 春意早盎然。”据《南方录》记述, 武野绍鸥的弟子、被誉为侘茶集大成者的千利休, 大概觉得武野绍鸥对“侘”的理解有些消极, 因而他更喜欢把武野绍鸥喜好的定家的和歌与家隆的这首和歌放在一起来表达侘茶之心。虽然藤原家隆的歌中提到了雪下已现春意的青草, 但从实际的时间上看依然是寒冬时节。所以, 从时间观上, 侘茶史上两位最为重要的传承者, 一个只是崇尚暮秋初冬;一个是既爱暮秋初冬, 又不厌临近初春的暮冬时节。至今, 茶人们都将十月份的茶事称为“名残茶事”。日语的“名残”, 汉语译为“惜别”之意。“名残茶事”所要表达的, 不仅是对春华秋实之繁华自然的惜别, 而且从千利休援引表达侘茶之心的和歌意境来看, 也应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吧。

  春夏秋冬这四时的运行, 虽然确非我们人力所能左右, 但与寒冷的冬季相比, 人之常情应该还是更喜欢春华秋实。白雪覆盖的连绵山野, 春花未开, 也望不见红叶, 但实际上大地已开始酝酿新的生命, 青草早已萌动报春来, 只是人们却毫无察觉。“侘”不仅具有静寂、空无或阴暗的一面, 而且同时亦拥有跃动的、阳性的一面。能于晦暗的人生际遇中, 把握一阳来复的时机, 转化阴阳, 活出个人阳光般的精彩, 正是侘茶修习者的本领所在。

 

三、“侘茶乐境”的空间观 

  一般人习惯把茶人习茶的场所称之为“茶室”“茶庭”,而侘茶修习者们则更喜欢称之为“道场”,以强调修习侘茶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据《南方录》记载,千利休就曾明示弟子们说,修习小草庵的茶之汤,要视追求豪华房宅为俗世之举,作为修行的道场能遮挡风雨则足矣。[1](卷四P3) 

  茶室因铺用的榻榻米张数多少,而有“广间”和“小间”的广狭之分。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是“广间”和“小间”的分界线。昔日的侘茶修习者们多以“仅能容膝的小庵更有趣味”[1](卷十P209),认为置身于“一宇仅两张榻榻米大小的草庵修行”,更能体悟“一碗茶之真味”。[1](卷四P265)如千利休嫡传的日本茶道三千家中,最大流派里千家的代表茶室“今日庵”以及武者小路千家的代表茶室“官休庵”均不足两张榻榻米大小,表千家的代表茶室“不审庵”亦不足三张榻榻米大小。对于侘茶修习者而言, 从一定意义上讲, 所谓的侘茶修行,就是为了修得在任何情况下置身于这狭小的方寸之地皆能视听言动不乱方寸,并能在社会生活中予以践行持守,所谓“步步是道场”。

  对日本茶道有些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丰臣秀吉建造的黄金茶室。那是他1586年1月为了给当时的正亲町天皇献茶,特意制作的便于搬运组装的黄金茶室。很多人批判丰臣秀吉的豪奢做派违背侘茶理念。其实,作为当时日本最具实力者,以其财力制作一个黄金茶室根本不足为怪。批评者更应注意的是,即便是那样一个坐拥天下曾命令千利休剖腹自杀的丰臣秀吉,虽然其制作茶室的材料大多是黄金材质,但这个黄金茶室的空间依然恪守了侘茶的空间理念,没有超过四张半榻榻米,仅有三张榻榻米大小。

  侘茶修习格外注重内心的陶冶和修炼,千利休认为,“侘之本意即为了表达清净无垢的佛的世界”。[1](卷四P264)所以,侘茶修习者们特意从佛教《法华经》经文“争出火宅, 安稳得出, 端坐露地”中,选取“露地”一词来称呼茶庭。露地的树石设置,宛若天然而成。缓行于其间幽曲的飞石小径,远离世间尘劳垢染,一心清净, 赏无花之林,静待有心之友,步步悠然,乐趣无边。市中草庵乃寂寞所在,却依旧可以尽享自然天地之妙处。[1](卷四P414-415)“露地”所构筑的是一个“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净土,其目的在于使修茶者净心怡神,所以千利休说:“在露地草庵中,拂去浮生俗尘,主客坦诚相待, 抛却所有规矩尺寸格式等等,焚火、烧水、吃茶,莫问他事,乃佛心之显露也。”[1](卷四P264) 

  侘茶乐境的空间观追求的不是广厦千万,而是在广漠的人世间,能寻得自己的一席容身之地就好。放下曾经的世俗苦痛,了却贪念,不怨不悔, 在途中不离家舍,珍惜当下道场,随心所欲不逾矩, 静静敲击心中的暮鼓晨钟,若能再得几知己相伴,同修共证,以一碗清茶修己度人,实乃人生乐事。既然将自己的活动空间都视为道场,那么一切艰难困苦就会被视为是一种磨砺,不但不会产生更多的怨意,反倒会激起刻苦努力的斗志,为了所谓的得道,而去直面所有苦难,一心一意地修行。

 

四、“侘茶乐境”的茶器观 

  侘茶乐境的茶器观充满了矛盾。《茶话指月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千利休的故事。据说有一个乡下的侘茶修习者,特意给了千利休一两金子,拜托千利休为其购买茶汤道具。结果,千利休用这一两金子全部买了白布送给他,并告之道:修习侘茶, 即使是身无一物,只要拥有一块干净的茶巾亦可喝茶。[1](卷十P208)现在的侘茶师徒间,依然会以各种形式提到这一典故,但大多似懂实非懂,有的甚至还以为侘茶对饮茶道具不讲究,者可以不讲究。殊不知,在各类饮茶礼仪中,恐怕没有比侘茶更讲究茶器的使用规矩了。

  侘茶所使用的饮茶器具种类繁多,但一般除了擦拭茶碗用的茶巾和点茶用的茶筅需要举办茶事时必须使用新品之外,诸如茶碗、盛茶器皿、茶杓等, 虽不是说越旧越好,但的确是非常讲究此类茶器的历史厚重感。仅就侘茶使用的茶碗而言,又细分为饮“浓茶”和“薄茶”用的茶碗。侘茶饮茶有两种,一种称之为“浓茶”,其状如浓稠的粥。一种称之为“薄茶”,也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所谓日本茶道表演的那种点茶。从茶碗的功能上讲,同一个茶碗既可以点出浓茶也可以点出薄茶。但是,作为侘茶的茶器使用规矩,虽用于浓茶的茶碗可以用来点薄茶,但反过来用于薄茶的茶碗却不一定都允许其用来点浓茶。日本侘茶所使用的茶碗中不乏色彩绘图艳丽者,但那都是用于薄茶的茶碗, 而最能体现侘茶境界的浓茶碗,大多如据称因千利休的创意而生的黑色乐烧陶茶碗那样,均倾向于颜色灰暗之器皿,甚至有些茶器形体还会被人为地致残。

  例如,在《南方录》中记载着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间体现在一个插花瓶上的感应道交异体同心的故事。一次,千利休与武野绍鸥等人出席一个茶事时,武野绍鸥在途中发现了一个颇合心意的插花瓶,但当时不便购买,想等到次日再去买回来举办一次茶事。结果第二天再去买花瓶时,花瓶已被人买走了。武野绍鸥正在遗憾不已时,接到了千利休的邀请。千利休说:明日早晨想请昨日出席茶事的各位一起来喝茶,我昨天在出席茶会的路上发现了一个花瓶,希望与各位共同欣赏一下。武野绍鸥猜想一定是自己看中的那个花瓶,被千利休抢先买走了。第二天出席千利休茶事时,果然不出武野绍鸥所料,师徒两人看中的是同一个花瓶。只是,起初看到的花瓶本是带着两个耳朵的,但如今呈现在客人面前的花瓶却被敲掉了一侧的耳朵。武野绍鸥在与千利休寒暄时非常感慨地说:我们都看中了同一个花瓶,也想到一起去了。昨天接到你的邀请时就猜想可能是你把花瓶买走了。最初见到这个花瓶时就觉得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茶器了,但若能敲掉一侧的耳朵来用就更符合侘茶道场的氛围了。本想今天如果你用了这个花瓶,等席间休息时与你商量一下把这个花瓶的耳朵敲掉一侧再用的,你们看我连锤子都预备好带来了,说着从怀中掏出了铁锤。但是,现在用不着了,我能想到的你都想到了。[1](卷四P283) 

  后世的侘茶修习者们,经常把这个师徒修茶能够达到如此异体同心境界的故事,作为侘茶大师们的美谈予以传颂,但却很少有人关注侘茶乐境茶器观所体现出的偏执心态。

 

五、“侘茶乐境”的茶人论 

  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其留下的侘茶秘传书《山上宗二记》中,把茶人分成了三大类。“辨识茶器的眼力优秀,点茶的技艺出色,并以做数奇之师傅渡世者,称之为‘茶汤者’,松本、篠俩个人是其代表。虽不拥有名茶器, 但若能矢志修道、富有创意、技艺精湛,兼具此三条者谓之‘侘数奇’,善法是其代表。拥有唐物 (主要指来自大陆的名茶器),且识器眼力优秀, 点茶技艺出色,又能矢志修道者,谓之‘名人’,珠光、引拙与绍鸥是其代表。”[1](卷六P53) 

  也就是说,一般能称得上茶人者,还可以细分为三类。所谓“茶汤者”,通俗地理解,即以教授点茶识器的技法来维持生计者,至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基本上没有。“侘数奇”与“名人”,则应该是侘茶乐境所追求的理想茶人形象,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持有来自大陆的茶器———唐物。“侘数奇”与“名人”不同于“茶汤者”的地方,在于这二者修习侘茶不是为了做一个靠教授识器点茶技法维生的师傅,而是更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修为。作为侘茶开山鼻祖的珠光及其重要传承人引拙、绍鸥, 因手持唐物而被归为“名人”之列。但事实上, 要每一个修习侘茶的人都能做手拥舶来唐物的侘茶“名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 珠光本身推崇的也是如善法那样的“侘数奇”。《山上宗二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京都粟田口的善法, 一生之中,只有一把铁壶,既用其煮饭亦用其吃茶。珠光赞美道:善法乃自得其乐内心纯美者也。”[1](卷六P96) 

  侘茶集大成者的千利休推崇的也是类似善法这样的茶人。据《茶话指月集》记载:“在京都山科附近住着一个叫丿贯的侘人,经常用一个带把手的釜早上熬粥喝后,用沙子洗干净,再开心地用它来汲清水煮茶吃”。这个丿贯当时非常出名,以至于千利休还曾特意带着一些茶人到丿贯那里喝了茶。[1](卷十P232-233) 

  到了18世纪初,茶人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茶道之本意, 存于一心喜好清闲之人,不在于墨宝、名器之中,故矢志于此道之侘人,偏安于辟地一角,邀同伴,或受邀,共享粗茶淡饭之交,虽迥异于富家之交际,但恰如唐人所言, 物薄但情深。”[1](卷十P243) 

  总体而言,在侘茶看来,侘人即茶人,这是一群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嗜茶人。其理想形象,极其接近于被誉为“茶圣”的陆羽推崇的“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的“精行俭德之人”。

 

六、对“侘茶乐境”的评价 

  “侘茶乐境”是日本人追求快乐的形式之一。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讲,侘之营求,也可谓是日本型摆脱焦虑的方式之一。由上述可知,修习侘茶者所肯定的时间、空间、人物、器皿的价值,大多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不愿意认可的负面价值。侘之营求,通过对温馨的时间、热闹的空间、华丽的器物的主动拒绝,通过对一般人认为是负面价值的肯定,实现了价值的转换,使茶人=侘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器物流转中发生了积极的转换。茶人们苦心追求和营造“侘茶乐境”的结果,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摆脱焦虑的方式。通过侘之营求,仅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物性安全感,更主要的是与志同道合的知音一起营造一期一会的时空,可以使人获得最大程度的情感安全,不知不觉地恢复因焦虑、哀怨而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回能够体悟“日日是好日”的“平常心”。

  “茶饭事”,本是极为世俗生活之事。禅,亦本是近乎禅院禅僧专有之物。“千利休依靠禅,把茶打造成了庶民的高级侘茶文化,又依靠茶,将禅变成了一般庶民亦可亲近的侘禅。于是,时间上未曾有、空间上无以类比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茶禅文化体系便创立起来了。”[7](P335)换言之,以千利休为首的侘人们,对“侘茶乐境”的刻意苦求,使得侘茶被打造成了介于世俗生活与宗教之间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不仅可以避免诸多宗教清规戒律对人性的过度压抑,适度地满足日本人的生物性需求和一定的社会需求,而且同时还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份克己省身、避免人性过度堕落的文化工具。

  茶禅一味,虽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但除了一些精神层面的泛泛而论之外,事实上还很少见有从禅的视角对“侘茶乐境”的内容进行具体解析者。还是举前文“侘茶乐境”的茶器观中讲的那个被敲掉一侧耳饰后使用的花瓶为例吧。凡知道《南方录》中的这个典故的人, 部分人是在把它当作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异体同心的修为境界美谈来传颂, 还有部分人则是将其作为侘茶推崇缺憾美的例证来使用的,甚至据传有的习茶者还曾有东施效颦般的模仿之举。其实, 好端端的花瓶,非得要硬生生地敲掉了一侧的耳朵来用,说什么如此才符合侘茶的氛围云云,这对于一个没有习茶经历的普通人而言,非但不会视其为美谈,能不笑千利休是心理变态就已经是万幸了。

  但是,作为一个侘茶修习者,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武野绍鸥还是千利休,这师徒二人不仅是侘茶大师,亦是禅修“饱参之徒”。同为禅修饱参之徒且为侘茶开山鼻祖的珠光曾告诫侘茶修习者说:“此道最大恶事即心之我执我慢。”[1](卷三P3)《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亦云:“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8](P6)因此,若从禅的角度去观照,侘茶的空间本就是修行道场,将完好的茶器致残来使用,看似侘茶对茶器近于偏执的心态, 其实亦未尝不能理解为是禅修者在修行道场互换机锋,抑或是侘茶大师们为令侘茶修习者破除对眼前色境———完好茶器的执着,而做的悟“空”接引、点化。侘茶修习者遍布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侘茶为每位修习者提供了自洽的闲情雅趣和心灵慰籍。如今,在日本茶人的努力下,在日本政府的大力助推下,侘茶作为酷日本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广为世界所认知。无论在对内提高日本国民素质方面,还是在对外提升日本国际形象方面,侘茶的积极影响之大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因为此,侘茶才得以昌盛并流传至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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