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三月三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生命历程。写作之于大江，“宛如被时代赋予的某种使命”，其创作始终在回应日本、世界和时代关切。大江尤为关注日本人的精神状况，一九七六年甚至还在墨西哥学院开设了“日本战后思想史”讲座。日本人的对美认知是日本思想领域的核心议题，亦是近代以来日美关系历史的缩影，见诸大江思想中的亲美与反美意识，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矛盾性。

一

　　日本被美军占领和少年时期浸泡在美国文化中心的经历，对大江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缔结“旧金山和约”，日本被美国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名义占领长达六年八个月。美军也进驻到大江的家乡四国岛爱媛县大濑村，“村民在美军到来以前把刀枪埋藏进山里”。截至一九五〇年，主管思想、教育、宗教、风俗等文化领域改革的GHQ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在二十三个二十万以上人口城市开设图书馆，向日本公众开放美国英文原版图书和期刊，札幌、仙台、东京、广岛、横滨、名古屋、京都、松山等市均在列。一九五一年大江转学至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后，几乎每天都去松山市美国文化中心开架图书室阅读英文原版书刊，还偷偷翻阅和用铅笔抄写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作，甚至花费了半年时间抄写英文版《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七十五岁的大江回忆起该书时，认为它在自己身上“生机勃勃地发挥着作用”。

　　美军对日占领令大江健三郎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美国占领军中士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大江一九五四年考入东京大学后，以“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为背景，发表了《死者的奢华》（一九五七）、《人羊》（一九五八）和芥川奖获奖作《饲育》（一九五八），描写了日本学生对美国士兵、日本军队、满口空头理论的知识分子和一味保持沉默的普通民众的厌恶，写出了日本在战后日美关系中的屈辱心理，并敏锐地注意到日本人之间对美态度的分歧。

　　大江的思想和创作生涯“深受日本和美国战后文学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江健三郎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二十世纪文学只剩下‘性’这一主题”启发，在《性的人》（一九六三）中无情地揭露了日本战后青年一代的荒废虚无感觉以及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则显然受到了威廉·福克纳以神话为原型构建文学意象的影响，以故乡四国原始森林小村庄中口耳相传的民间神话故事为原型，使用过去和现在穿插叙事的手法，重叠交织时间和空间，虚构出曾经参与一九六〇年安保运动的政治活动家“鹰四”随剧团赴美上演《我们自身的耻辱》剧目的情节，在一八六〇年四国森林农民暴动和一九六〇年东京几十万人规模的安保运动之间建立联系，隐喻日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叩关日本以来，日美之间时明时暗的冲突一直持续。一八六〇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因未经孝明天皇敕许擅自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遭遇脱藩志士暗杀，同一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赴美互换批准条约国书。据此美国获得了在日领事裁判权，而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此后，江户幕府与其他国家也缔结了同样内容的条约。于是，与各国修改不平等条约便成为明治维新政府的首要课题。

　　大江多次访美经历也成为其创作素材。一九七七年大江参加了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文学中的东西文化邂逅”研讨会，期间他不仅结识了美国诗人爱伦·金斯堡、西萨摩亚诗人和作家阿尔伯特·温特以及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后来还以夏威夷为舞台创作了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一九八〇）。以这篇小说为开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大江的创作出现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小说叙事者有作者本人影子，小说场景与现实空间重叠；二是女性成为故事主角；三是访美经历成为创作素材。这一时期大江的写作风格与当时兴起的“后现代”艺术潮流不无关系，作品人物的个人危机无一例外都是世界现代性危机的缩影。有意思的是，现代性危机在日本展示的另一面相，是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人在精神上日益自信，出现了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热潮。大江在向全世界介绍日本文化的同时，不忘指出：“同时代文学作品具备一切现代性因素，但它展示的是丧失了‘主动性’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无比丰富的消费社会，特别是都市环境中如何愉快地生活的场景，而非未来日本和日本人的理想生活方式。”

　　“晚期工作”三部曲里外、虚实之间都显露出美国的影子，而且大江直接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小说家长江古义人的角色。第一部《被偷换的孩子》（二〇〇〇）中，古义人父亲的弟子大黄计划于“旧金山和约”签署之日冲击美国军营，希望在美国结束对日占领之前发动一次武装抵抗，以洗刷日本作为战败国家的历史耻辱。第二部《愁容童子》（二〇〇二）设计了古义人与大学同窗黑野在故乡重逢并成立“年老的日本之会”，试图在森林中再现一九六〇年游行示威场景却意外受伤昏迷的情节。日本人在反安保、反美中受伤并失去理智，又被美国人唤醒的情节设定是日本人战后对美感情的一个缩影。第三部《别了，我的书！》（二〇〇五）接续了《愁容童子》结尾的情节，长江古义人同意年轻人炸毁轻井泽别墅“小老头之家”的计划，以示对国家大规模暴力的反抗。最终，古义人的别墅被毁，一名年轻人也因此丧生。自诩为“战后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拥护者的作家长江古义人沦为笑柄。此外，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二〇〇七）中少女“樱”的名字显然指代日本，书名则出自爱伦·坡的诗作《安娜贝尔·李》。不难看出，这是大江对日美关系现实的又一次隐喻。

　　二

　　“二战”后，欧洲战败国德国被美英法苏分治，亚洲战败国日本被美国以盟国名义单独占领，决定了日美关系的特殊性。裕仁天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同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面时的那张著名合影中，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高大美国形象与旁边相对矮小又略显拘谨的裕仁天皇所代表的日本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战后日本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写照。麦克阿瑟这位“美国天皇”取代了日本天皇，从军事层面到精神层面统治着日本。不过，冷战格局初露端倪后，麦克阿瑟担心如果将裕仁天皇列入起诉战犯名单，可能会引发日本人民发动游击战反抗占领军，届时整个日本都不得不建立军事政府，因而选择保留天皇制。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日本政府在GHQ宪法草案基础上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开始施行，这是GHQ在日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年“日本战后最具严肃教育意义的五年间”，大江从旧制小学升入新制中学，此后经历的从规定天皇绝对主权的明治宪法到规定象征天皇地位的战后宪法这一根本性转变，塑造了大江的人格。对于和大江一样有着战争、战败、被占领经历的日本人而言，这些屈辱记忆与和平民主理念，共同成为他们思考个人价值观与国家历史的正反面参照。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之所以接受了GHQ的宪法修正案，是因为在战败的事实面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凸显了维护天皇制的决心。在对抗苏联的冷战思维下，美国认为日本的稳定对于远东形势非常必要，转为与保守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的占领对象，缔结完全服务于冷战需要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日本战后保守势力基本上选择了亲美路线，并且在冷战进程中确立了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轴的外交政策。与保守势力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出于对日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从属于美国的担忧，选择了反美和提倡中立的路线。于是，宣誓放弃战争和武力的《日本国宪法》与规定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相互并存。结果如大江自述：“我自己是怀抱着许多矛盾的日本人。”换言之，大江自中学时代起积极接受的和平民主宪法理念与统治精英们制定的政治外交政策脱节的事实，在个人层面造成了困扰他一生的矛盾，在集体层面造成了日本人的对美认知分歧。

　　“这种由战胜国和战败国相互作用形成的史无前例的日美关系，是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重新军事化、战争认识等当今日本社会核心问题复杂难解的根源所在。”尽管一九五二年美国结束对日占领，但日本依然是美国的“附属国”，日本人在“强大的外国人”面前屈居下位。因此，一九六〇年当曾经的战犯、时任首相岸信介在国会强行通过修改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民主主义危机与长期压抑的反美感情共同激发了大量学生与普通日本人参加的安保运动。

　　战后日本学生关心政治和参与社会运动的议题大都与美国有关，战败投降和被占领经历带来的失落心理促使学生群体在寻欢作乐、基督教信仰或左翼政治中寻求补偿。领导安保斗争的核心组织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学联”的活动开始从国内的教育改革罢工转向国际，特别是反美斗争，这一转变有“对学校里美国教师和美国影响力的反抗”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全学联”深受美国左翼自由主义者影响。换言之，“全学联”是在美国影响下反抗美国的影响力，这是日本战后思想的一大特征。一九六〇年大江健三郎与石原慎太郎、谷川俊太郎、江藤淳、浅利庆太等人结成“年轻的日本之会”，反对修改安保条约，后又结成“批判安保之会”，充分展示了战后民主主义精神和活力。讽刺的是，日本人在安保运动中迸发而出的反美情感，又使日本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真正成为一个国民共同体所必需的精神基础。

　　安保运动以失败告终，日本从世界权力结构边缘反抗中心的反美情绪趋于平静，“让位于对美国文化的好奇心”。日本人不仅接受了强大的美国人强加的价值理念，还否定了本国一直以来的生活价值。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经济增长提升了日本社会的生活水平，以白色家电为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全面进入日本家庭，形成日常生活的美国化。有意思的是，最能代表大城市美式生活方式的是日本皇室。一九五九年皇太子明仁亲王与正田美智子结婚后，日本社会掀起了美智子王妃热潮。西式剪裁服装配以礼帽的得体服饰，打网球、弹钢琴的日常教养，自驾汽车兜风和每年夏季前往别墅避暑的休闲方式等等，皇太子一家成了日本人追求美式生活的模范。

　　日本人全方位拥抱美式生活理念，弱化了日本人的对美从属意识。而且，革新势力在安保运动中达到顶峰后开始走向衰落，战后民主主义思想渐渐丧失活力。与大江健三郎一样拥有战败与被占领经历的一代成长起来后，开始质疑民主主义。一九六四年经济学家大熊信行主张，GHQ的占领是军事占领，而军事占领是战争的继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战后”始于“旧金山和约”生效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而且，日本自明治以来就已经有民主主义传统，民主主义由占领军带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一言以蔽之，在军事占领下政治上存在民主主义这一观点乃是虚妄。”对此，丸山真男疑似回应道：“就我自身的选择而言，比起大日本帝国‘实际存在’，我更愿意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许下赌注。”

　　三

　　《日本可以断然说“不”：战后日美关系总括》（一九九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人自尊心的直接体现。早在一九八四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提出了“积极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的外交”，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还成功上演了与美国总统里根亲密关系的政治秀，令民众产生了除军事实力外，日本已经具备美国同等甚至已经超越美国实力的幻想。《日本可以断然说“不”》书名似乎有反美的意思，实际上仍然主张对美协调，只是强调了国家自尊心。如果日美关系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则会令早已与大江健三郎分道扬镳的石原慎太郎、江藤淳等保守论客产生对美不满情绪。需要指出的是，对美不满，不等于反美或不亲美。只要原本在美苏对抗思维下缔结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持续，亲美思想就仍然有市场。

　　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社会主义和美国的对日民主化改革，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威胁消失，攻击对象只剩下战后改革成果。他们通过在历史认识、领土问题上攻击中国和韩国等方式，以补偿亲美又不满、反美又不能的矛盾心理。至今，日本仍然将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五年的对外侵略战争分为对亚洲和对欧美两部分，在对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上不断倒退。竹内好、中曾根康弘等人就曾主张日本与亚洲的战争是侵略、与欧美的战争是自卫。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执着于讨论对欧美战争的意义。在战争认识上，日本越来越倾向于拒绝承认本国为谋取利益、扩大版图发动了侵略战争，淡化输给亚洲、强化输给美国的战争认识。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本土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催生了小林善范的《战争论：新傲慢主义宣言SPECIAL2》（二〇〇一），也启发了大江健三郎创作小说《别了，我的书！》（二〇〇五）。小林在书中批判战后思想、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以及对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歪曲。另一方面，他也坦言“九一一事件”令他意识到原来还可以使用恐怖袭击手段来反抗美国，自身内部的“反美感情”不由自主地瞬间爆发。八木秀次批判小林的反美意识，主张“思想和政治外交应该分开，在思想上我也有反美冲动，但是政治上不存在反美选项”。八木的主张显示了以民族自尊心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本质，他们越是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感到焦虑，越是需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攻击中韩两国，以补偿自战败时起便被美国伤害的国家自尊心。反美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亲美的政治外交政策，是日本战后思想的一体两面。

　　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严肃的走钢丝》（一九六五）标题早就预言了四十年后，即二〇〇六年第一次安倍晋三政权成立后所面临的状况。安倍的《迈向美丽国家》（二〇〇六）与大江的诺奖获奖演讲《暧昧的日本之于我》（一九九四），分别以肯定和否定方式回应了川端康成诺奖获奖演讲《美丽的日本之于我》（一九六八）。川端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当时欧美世界认为日本拥有独特美学的期待，他在演讲中也承认正是东洋古典世界的禅宗和美学思想塑造了自我。大江指出，川端的演讲既优美又暧昧（vague），自从开国以来经过一百二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当今的日本已经分裂为暧昧的（ambiguity）两极。他本人也生活在这种暧昧当中，暧昧性就像一道挥之不去的身体伤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人接受了以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为核心理念的战后宪法，但也不应否认和忘记曾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

　　战后日本人意识深处，总是潜藏着“美国”二字。对于以战后宪法为“最主要的精神支柱”的大江健三郎而言，美国是笼罩在日本上方的“巨大的政治偶像”，是“遮蔽民众视野的百叶窗”。为维系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国体，战败初期日本统治精英向美国妥协，借助其力量或者说与其合作建立了战后体制。无论是对美协调，还是对美自主，衡量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特色的标准都是对美态度。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虽然“旧金山和约”要求日本对遭受其侵略的亚洲国家进行战争赔偿，但又增加了需具备“可维系国家生存的经济”的条件，从而大幅减轻了日本的赔偿负担，许多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又因为冷战格局不得不放弃战争赔偿权利。日本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实现战败复苏并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虽然解决了国家重建问题，却没有解决日本人的精神和国家尊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受制于不对等的日美权力结构。现实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没有降低对美依附，美国反而要求日本扩充军事力量，承担起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加深了日本在安全保障层面的对美依附。然而，日本又无法彻底挣脱美国的庇护与束缚。一旦日本提出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拒绝美国提供的庇护，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日本的安全保障体制，这个话题也成为日本政界的禁忌。日美关系的内在矛盾造成了战后日本人的对美认知分歧与对美心理差异，因此，保守派才能安然于一种近乎屈从的亲美状态，革新派才能一边怀着对美依附心理一边高喊反美口号，反美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战后日本在谈论国家议题时通常会被认为是在背叛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理念。换言之，只要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对美依附地位不变，日本的战后就不会结束，这种状态自战败起持续至今并将继续持续下去，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