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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下的领土因素对日苏关系的影响

作者:李若愚   来源:日本研究2016年04期   时间:2017-01-25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如何处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成为了确立战后国际秩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由美国出面,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得以用“片面媾和”的方式重登国际舞台,并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然而,作为冷战中另一极的苏联自然不愿接受由美国来主导远东国际秩序,因此苏联并未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日苏两国也没能借此恢复邦交。但由于有日本战俘滞留西伯利亚及发端于18世纪的日苏(俄)领土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存在,日苏两国冲破冷战的重重阻力,终于在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日苏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在冷战背景下,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日苏两国能坐到一起商谈改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全力促成此事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为此不得不辞去了首相的职务。而当“结束战争状态”这个最迫切的难题得到解决以后,日苏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也就丧失了紧迫性,冷战因素对日苏关系的影响则日趋明显。 

    

一、美苏围绕领土问题对日本的争夺 

    

  在冷战的大时代背景下,日本虽然隶属于美国所在的西方阵营,但是由于其身在东方的地理位置,苏联之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因此日本只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摇摆穿行。正如对日苏建交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吉田茂在其《十年回忆》中所说,日苏建交必然会引发美国的不安,进而导致日美关系的紧张。毕竟随着冷战中美苏矛盾的激化,“盟国忠诚与否也是两极体系下联盟领袖需要考虑的问题”[1]。因此在鸠山一郎内阁通过发表《日苏共同宣言》宣告日苏两国恢复邦交及领事关系之后,日本政府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修复日美关系,承担起这个任务的就是1957年成立的岸信介内阁。岸信介不顾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960年强行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其动用警察甚至黑社会来镇压国内抗议,并最终造成东大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的行动成为了其政治生涯的污点。 

    

  而对于日美的接近,苏联手中最好的反制武器就是领土问题,实际上这种倾向也一直贯穿了冷战时期的日苏外交。1960127日,苏联政府就新的安保条约向日本发布公告称:“今年119日,日美签署了所谓互相协作及安全事务条约。条约牵涉到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广大范围内的多数国家。无疑,首当其冲者即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日本之近邻,两国的利害必将受到重大影响……上述条约事实上使得日本丧失了独立之地位,自日本投降以来进驻之外国军队将继续驻扎下去。由此形成之新事态将导致苏联政府无法如约归还齿舞和色丹诸岛”[2]。而作为当事另一方的美国则就此对日本表示了支持,531日《美国对日政策公告》第三十九条称:应当支持并鼓励日本对苏联提出正当的关于领土及渔业方面之要求。对苏方之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主权要求坚决不应让步。“美国的上述表态是对苏联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领土部分从而获得对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主权说法的全面否定。这种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阻止日苏因领土问题而互相接近的手段”[3] 

    

  当然苏联此时也并非凭空抛出“只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日本,就正式向日本归还齿舞和色丹诸岛”的画饼,其背后也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就有苏联学者指出:苏方所谓因为日美新安保条约而拒绝归还两岛只不过是口实而已,问题之关键还是在于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当时赫鲁晓夫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做的批判而地位动摇;且此时如果美苏关系恶化,日本将被视为美国之同伙。在当时微妙的内外环境下,归还两岛就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4]。与其说赫鲁晓夫想要的是北方领土本身,不如说他是需要一种能借以展示出苏联对美强硬姿态的道具。日本的领土问题时而成为美苏两国拉拢日本的道具,时而又成为两国展示自身实力的较力场所,而日本本身的意愿反而不起决定作用,这也是整个冷战期间北方领土问题的一个缩影。正因如此,要解决日苏的领土争端,就必须等到冷战的格局有所改变才有可能实现。 

    

  其实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苏联方面也有推进对日交涉的实际需要。由于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已经宣告破裂,苏联急需在东方建立新的秩序以缓解苏中关系破裂给苏联所造成的压力。19693月,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令苏联在东方倍感孤立,于是同年67日,“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苏联开始研究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的具体计划,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5]。这正是由于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中美开始接近的可能,因而希望能以日本为突破口,在外交上对美国实行反制。如果能拉拢日本加入到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来,将成为勃列日涅夫世界性“缓和战略”的重大胜利。而在19717月尼克松将在此年出访中国的消息发表以后,苏联更将拉拢日本付诸于行动。 

    

  1972123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面带微笑地出现在了东京。单从时机上看,葛罗米柯访日的真意就很值得玩味。而对于葛罗米柯耐人寻味的微笑,更引得当时的人们浮想联翩。法国《世界报》的记者罗贝尔·基朗就撰文指出“苏联很可能已决定归还南千岛群岛”,文章称:“根据最近国际局势的变化,日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存在共同利益。尤其是针对美中两国的接近,改善苏日关系已成为苏联外交的重要课题。葛罗米柯对于日本要求归还南千岛群岛的要求已经失去了坚决抵制的立场。日本作为平衡苏中两大共产主义国家的重要势力,其立场已经日趋有利……今后的交涉将决定四岛的命运,苏联很可能会就南千岛群岛问题与日本达成妥协”[6] 

    

  根据随同葛罗米柯出访的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卡皮察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葛罗米柯在与佐藤荣作首相及福田康夫外相的会谈中也确实涉及到了“北方领土问题”。最初在124日的会谈中,针对福田康夫外相对于领土问题的质问,葛罗米柯只是表示要加强日苏两国的关系就必须要避免第三国的介入,这实际上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在远东的存在,也是苏联在此问题上的一贯态度。然而128日,葛罗米柯却越过福田外相前往首相官邸与佐藤荣作进行了单独会晤,苏方陪同前往的只有卡皮察及日后成为了驻日大使的契基夫。更出乎日方意料的是,葛罗米柯在会谈中抛出了连苏方随同人员事先也毫不知情的秘密提案。提案建议:“希望双方能回归1956年的《日苏共同宣言》,我愿意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归还齿舞、色丹两岛,以促成日苏和约的缔结。相信政治局也会赞成我的看法。期待以此为契机和平条约的交涉。”根据卡皮察的观点,“如葛罗米柯一样忠实的外交家,是不可能在未经政治局授权的情况下提出如此动议的”,因此这一提案可以看作代表了勃列日涅夫政府在两国领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7]。然而针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佐藤只是表示要“考虑一下看看”,最终和达成协议失之交臂。从表面上看这主要是还是双方存在一个体制差异的问题。日本政治中尽管也有密室政治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集中体现在政党的决策过程中。日本作为一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对诸如领土问题这样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议题所做的决定还是要有充分民意基础的。像苏方这样跳过外务大臣,而寄望于首相能单独做出裁断的情况可以说是日本政治中的异例,因此首相也是很难作出结论的。而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葛罗米柯提案事出突然,佐藤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只能依照政府的一贯外交政策做出应答。而此时日本外交的重点都集中在迎接同年的冲绳回归上,由于早年美国曾就北方领土问题与冲绳问题的关联性做出过表态,将“冲绳归还”作为本届内阁在外交上最大政绩的佐藤荣作在此紧关节要之际自然要避免节外生枝。而在冲绳回归最终实现以后,佐藤也卸下了首相的重担,日苏领土问题的交涉就交棒给了继任的田中角荣内阁。 

    

二、田中角荣内阁的对苏外交 

    

  但与苏联期待相反的是,19727月成立的田中内阁在外交上的首次出击就选择了与新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其时,受到中美接近影响的并非只有苏联一国,美国的“越顶外交”也极大地刺激了一向自诩为美国忠实盟友的日本。只不过与苏联选择加强苏日关系从正面抗衡美国不同,日本选择了抢先对华建交,从侧面来缓解中美接近所可能带给日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同年9月,在中日双方首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一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这距离田中角荣上台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苏联对于苏日关系的既定部署,通过在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以换取日本缔结和约,进而制约中美两国的计划已经失去了意义,因而苏联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也就为之一变。“为了与苏联就签订和约进行交涉,大平正芳与葛罗米柯的两国外相定期会谈于10月在莫斯科召开,然而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在两国领土问题上再度回到了‘(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原则性立场不容改变’之严苛态度”[8] 

    

  实际上在苏联的原计划中,还曾专门针对葛罗米柯就日苏和约缔结后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日本的提议做出了预案。然而这一提案尽管最初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的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的支持,但由于受到军方强硬派的激烈反弹,格列奇科最终撤回了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对日接触中,苏方为了避免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实际上采取了尽可能回避领土问题的做法。比如在双方商讨田中首相访苏的往来文书中,日方强调:领土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能逃避的。而苏方则认为:领土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两国之间尚有其他必须探讨的重大问题。进而提出两国应首先推行勃列日涅夫所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包括秋明油田开发在内的西伯利亚开发计划,而在领土问题上不准备改变当前现状[9]。尽管日本对苏联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但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以大量的资源作为保证,因而对苏联提出的西伯利亚资源开发项目很有兴趣,“能源外交”成为了田中访苏的主要动力。 

    

  1973107日,先期访问了联邦德国的田中首相从法兰克福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就在这前一天,第四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石油主产区的中东局势的动荡,更给田中的“能源外交”造成了一种紧迫感,可以说田中是带着“领土”及“能源”两大议题踏上了苏联的领土。但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爆发,石油危机的症状还未完全显现,在最后的交涉中,通产省所倡导的“资源优先论”最终还是让位于外务省提出的“领土优先论”,北方领土问题成为了田中访苏的核心议题。 

    

  会谈中田中角荣首先指出:自《日苏共同宣言》签订已有17年的时间,然而双方至今未能签订友好条约,这是值得两国领导者严肃对待的问题,而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更应作为两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勃列日涅夫则表示:和平条约应以两国关系的更进一步加强为基础。当前的课题是双方应发展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很多困难。勃列日涅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是回避了在此次谈判中就领土问题进行交涉,这也是苏方为整个会见预设的一个基调。 

    

  在第二天的会谈里,勃列日涅夫首先介绍了西伯利亚的资源情况,试图将议题转移到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来。而日方在表示了对西伯利亚开发的兴趣之后,转而强调:“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对经济合作及能源开发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为了强化日苏关系应首先缔结和平条约,而领土问题的解决又是签署和约的前提条件……比起资源问题来说,我们更希望能首先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10]。由于日方的表态与勃列日涅夫在领土问题上维持现状的主导思想大相径庭,致使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尽管谈判濒于破裂,但日本出于对能源问题需求的迫切性,最终接受了苏方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1010日日苏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第一条指出:“双方共同认为缔结和平条约以真正确立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将有助于解决二战以来两国间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两国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了交涉,并就在1974年针对缔约问题继续进行交涉达成了共识”[11]。声明第二条则涉及到了两国就西伯利亚资源开发的相关措施。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声明中并未明确出现“领土问题”字样,于是之后日苏双方就所谓“二战以来两国间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是否包括北方领土问题各执一词。比如日本外务省文化局编纂的《我们的北方领土》中提到,田中角荣在谈判中曾专门要求勃列日涅夫确认“二战以来两国间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否包括“北方四岛问题”,而勃列日涅夫答道:“当然如此”。之后田中再次就此问题向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确认,勃列日涅夫在点头的同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2]。然而上述说法遭到了苏方的坚决否认。 

    

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下日苏关系的好转 

    

  在田中之后的三木武夫内阁期间,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日苏关系再次恶化。19769月,苏联飞行员贝伦科驾驶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5战斗机叛逃到日本的函馆。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同意贝伦科流亡美国,并协助美国将米格25战机肢解,并进行了技术分析。作为报复,苏联中止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谈判,还对在边界地区作业的日本渔民进行了围捕。日苏关系再次回到了冰点。 

    

  纵观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日苏两国关系上的影响不可忽视。日本的领土问题时而成为美苏两国拉拢日本的道具,时而又成为两国展示自身实力的角力场所,日本本身的意愿反而不起决定作用,这也是整个冷战期间北方领土问题的一个缩影。正因如此,要解决日苏的领土争端,就必须等到冷战的格局有所突破才有可能实现。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推行“新思维”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问题的转折点。所谓“新思维”体现在外交上即是“必须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准备做出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不是把对抗,而是把对话和相互谅解作为目标”[13]。其根本目的是在于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国内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苏联)国内改革的走向与其外交政策息息相关。而反过来,国内政治又左右了外交的走势。因而,要探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外交,就必须着眼于苏联的国内形势”[14]。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就任命自己的密友谢瓦尔德纳泽接替了葛罗米柯担任28年之久的外交部长的职务,即是苏联外交谋求改变的一个举措。19861月谢瓦尔德纳泽访日,更直接向日本传递了苏联在外交上开始有所转变的信号。“对日本,苏放弃了多年坚持的‘领土问题已解决’的立场,这次在苏日外长的联合声明中,实际上默认了两国之间还存在着领土问题”[15]19867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著名的海参崴讲话,进一步强调“与亚洲诸国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共荣的长期目标”。当然这并不表明北方四岛问题已经可以迎刃而解,“苏联不肯放弃日本的北方四岛,似乎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岛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有助于苏联确保其太平洋舰队从户己的远东基地到太平洋的通道。随着苏联近年来不断加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这些岛屿的战略价值也不断提高。二是苏联怕树立一个归还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的别国领土的先例,怕将来引起连锁反应”[16]。正因“新思维”外交是出于为苏联国内改革服务之目的而提出的,因此其对于可能引发苏联国内局势动荡的领土问题反而更加慎重。 

    

  而针对苏联希望发展经济的愿望,原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之嫡孙时任日本外务省苏联科长的东乡和彦提出了“扩大均衡论”的策略。东乡在1989130日的经团联日苏经济委员会上指出:在对苏影响上,政治和经济应该齐头并进。所谓“扩大”不应仅限于经济层面上的影响,还要在政经上保持“均衡”[17]。正是双方的一系列努力,最终促成了1991416日的戈尔巴乔夫访日,这也是自1891年还是沙俄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日以来,苏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出访日本。经过长达14小时的艰苦会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戈尔巴乔夫最终发表《日苏联和声明》重申了日苏间存在领土争议的事实。“共同宣言具体指出了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的名称,并将其归属问题列为了交涉的对象。尤其择捉和国后问题的提出,比起1956年的共同宣言更是十分显著的进展”[18]。然而也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到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新的俄罗斯的诞生宣告了日苏关系的终结,两国关系进入到了日俄关系的时代。 

    

   

    

  随着冷战的爆发尤其是在1956年之后,日苏关系受冷战因素的影响日趋明显。认识此时的日苏关系不能仅从日苏两国着眼,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中国等其他国家对日苏双边关系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也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最显著的特点。在日苏关系中还有一重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障碍,那就是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日苏关系中最重要课题的领土问题。 

    

  就日本而言,战后集中提出领土问题是在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当时的日本正逐渐走出战败的阴影,一种重新凝聚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使得日本需要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以作为日本“重新出发”的标志,而领土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点上今日之俄罗斯也有相似之处。如今已经全面走出苏联解体阴影的俄罗斯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的喜悦使其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有所抬头,此时的俄罗斯人民很难接受在领土上示弱的表现。因而近年来尽管日俄双方曾就领土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并有“两岛等分论”和“面积等分论”等解决方案提出,但最终并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日俄领土问题由于牵涉广泛,双方的交涉更多是一种在外交上相互制衡的尝试,领土问题的真正解决还任重道远。而在领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其都将直接左右日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鲁大东.论体系因素对联盟稳定的影响[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2][]北方領土問題調査会.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ソ連政府対日覚書[M].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188-190. 

  [3][17][]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歴史と未来[M].东京:朝日選書,1999270293-294. 

  [4][7][]名越健郎.クレムリン秘密文書は語る:闇の日ソ関係史[M].东京:中公新書,1994224231-232. 

  [5] 徐金洲 .“一号命令”辨析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6. 

  [6] [ ] 木村汎 . 新版日露国境交渉史 [M]. 东京:角川書店,2005174. 

  [8] [ ] 高山智 . 転換期の日ソ関係 [M]. 东京:教育 社,19864.   

  [9][10] [ ] 久保田正明 . クレムリンへの使節:北方領土交渉 1955-1983 [M]. 东京 : 文芸春秋,1983231234. 

  [11][ ] 日本国外務省 , ロシア連邦外務省 . 日露間領土問題の歴史に関する共同作成資料集 [M].199242. 

  [12] [ ] 日本国外務省 . われらの北方領土 .200915. 

  [13] 戈尔巴乔夫 .1986 2 月在苏共二十七大作的政治报告 [R]. 

  [14][ ] 長谷川毅 . 北方領土問題と日露関係 [M]. 东京:筑摩書房,200077. 

  [15] 杨家荣 . 从苏共二十五大至二十七大看苏联三种不同的对外态势 [J]. 苏联东欧问题,1986,(2. 

  [16] 倪孝铨 . 戈尔巴乔夫对亚太地区的政策 [J]. 苏联东欧问题,1987,(2. 

  [18] [ ] 東郷和彦 . 日露新時代への助走——打開の鍵を求めて [M]. 东京 : サイマル出版会,1993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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