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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作者:朱清秀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   时间:2017-06-05

  【内容提要】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关键词】美日安全合作;美日同盟;特朗普冲击;自由贸易;国际责任 

  一、引言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地区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也是美国遏制中国、打造围堵中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抓手和战略依托。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重塑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安排呈现出“捉襟见肘”的局面。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希望加强美日安全合作,发掘和利用日本的军事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美日同盟,共同打造遏制中国的亚太同盟体系。 

  冷战结束后,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的的美日同盟失去了目标,陷入“同盟漂流”的状态,然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朝核问题、台海危机等热点事件的持续发酵,促使美日双方通过“同盟再定义”的进程,不断强化双边同盟关系。1997年,美日修订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美日防卫合作的范围从“日本有事”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日本为了全力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印度洋地区全力支援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日本向印度洋及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突破了《周边事态法》规定的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周边地区”的限制,美日安全合作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及日本非法“国有化”钓鱼岛事件的发生,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紧张态势,同时也促使美日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极力推动美日同盟的转型。2015年,美日双方在纽约举行“2+2会谈”期间发布了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该指针对美日安全合作的内容、范围及形式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是战后美日同盟成立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预示着美日两国决心将美日同盟升级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也为美日两国在全球地区的安全合作建立了制度保障。 

  美日对双边安全合作的根本变革势必会加剧东亚地区现已存在的领土海洋问题争端,冲击东亚和平稳定的基础。不仅如此,美日借强化美日同盟之机,意图提升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及其掌控地区冲突热点的能力,并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统治力,这必然会干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实行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对中国的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应对美日安全合作转型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及美日安全合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准确预判美日安全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二、美日安全合作走向“全球”的原因 

  早在2003年美日首脑峰会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要打造“世界中的美日同盟”。双方认为:“借美日交流150周年的机会强化日美同盟,共同打造‘世界中的美日同盟’,为了强化双方在防卫安全领域的合作,应推动美日共同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诸多问题”。20066月,小布什和小泉再次确认要打造“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推动美日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美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美日两国首脑从21世纪初开始就大力推动构建全球性的安全合作关系,但直到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才使这一构想具有可持续性,再加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由《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两个部分组成,一共涉及11部法律的修正案。使得套在日本自卫队“脖子”上的枷锁被解除,美日安全合作的全球化不仅没有制度障碍,反而还受到新安保法案的支持。 

  (一)美国 

  从美国方面来看,推动美日安全合作的全球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维持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支配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构筑的亚太同盟体系继续维持和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秩序,然而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国的战略关注和军事部署几乎集中在中东地区,对于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明显不足。也正是在美国主导反恐战争期间,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顺利推进,以东盟10国为主导的“10+X”合作机制甚至得到世界大国的普遍认可。在亚太各国频繁的政治、经济合作过程中,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各种力量的重组和洗牌,导致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呈现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稀释和消解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动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统治力。早在20072月出台的第二份“阿米蒂奇-奈报告”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其建议“美国应强化美日同盟,加强与日本在安全防卫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由于实力的增长而引起的亚洲地区秩序变化的问题”。此外,美日在东亚地区之外进行的安全合作极其有限,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尚不及同为亚太国家的美韩及美澳等盟国之间的合作。这一方面受限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等国内法制,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使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面临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然而此次《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及新安保法案的修改将极大提升美日军事安全合作的空间,日本可以按照美国的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开展军事合作。从而在安全防卫领域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全力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2. 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 

  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促使地区力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冲击“美国治下的和平”,动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统治力,同时也使美国意识到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迫在眉睫。于是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即着手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将战略的重心从中东转移至亚太地区。为此奥巴马提出“回归亚太”的口号,加快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进程,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奥巴马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含四个战略维度:(1)美国力量全球配置与亚太地区部署间的再平衡;(2)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之间的再平衡;(3)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内政策间的再平衡;(4)美国对外战略中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等各要素之间的再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突破政治或安全战略的范畴,其意图通过整合美国全球与地区、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等战略资源来继续维持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进而通过资源的调配,集中优势力量全面应对中国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冲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不可避免会牵涉到美日同盟。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其强大的海空力量及坚定的全面制衡中国的决心必定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日本宪法对于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及原先陈旧的美日同盟框架使得日本难以全面满足美国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的新要求。于是2015年在美国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美日同盟的再定义以及新安保法案顺利通过,使得日本顺利跨过制度的束缚,“名正言顺”地参与美国的全球行动,支持其全球战略。 

  3. 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开辟安全合作新领域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其主要应对的是战争及国际冲突等传统性安全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原有敌人的消失使得同盟的存在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质疑。20世纪90年代初,美日同盟进入迷惘的“同盟漂流”时期,双方面对敌人消失的局面感到无所适从。正好当时发生了第一次朝核危机,这给美日同盟“再定义”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如今,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成为美日政府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2009年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推动太空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强化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除了定期举行讨论会,美日双方还于2015年成立“宇宙合作工作组”,共同推进双方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网络安全作为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获得了美日防卫部门的重视。 

  在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太空及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也有所体现。新指针第六部分针对新出现的太空和网络安全威胁指出:“美日双方应加强对太空宇宙状况的监测,相互共享影响宇宙空间安全、稳定的情报,强化双方在宇宙技术及装备方面的合作……美日两国政府应在合适的场合加强双方在应对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和培训,相互协作保障自卫队和美军进行合作的网络基础设施,而且自卫队和美国军方应加强对全球网络的监控,开展网络安全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从美日太空及网络安全的合作进程来看,未来这方面的合作将会成为双方安全合作的重点。一方面随着美日同盟的深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呈现出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方向转移的趋势,网络及宇宙安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特别是网络安全能够引起各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是美日强化安全合作较好的切入点;另一方面,这也成为美日两国在寻找新的安全合作领域的一次探索和尝试,将对今后双边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日本 

  无独有偶,日本对于强化美日安全合作,打造“世界中的美日同盟”也非常积极。日本对于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安全合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 借助日美同盟走向“正常国家” 

  日本响应美国号召,积极推动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这不仅有利于强化美日同盟,同时也有利于维持良好的美日关系。众所周知,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战略基轴,日本不仅在安全防卫、经济贸易领域依赖美国,甚至在军备技术及信息科技等方面也高度依赖美国。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军费支出的削减,使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力,必须要更多地依靠盟友来分担责任。为此,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曾多次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但受国内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难以在行使集体自卫权上做出抉择。再加上,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一直试图增强日本外交自主性,构建“对等”的美日同盟关系,破坏了美日之间的战略互信。为了修复美日关系,应对日益严峻的亚太安全形势,2012年,再次执政的安倍内阁积极响应美国的要求,在推动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同时,修改限制美日安全合作的国内法制。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日本此次积极协助美国打造全球性的安全合作关系并非仅仅只是维持良好的美日关系。安倍一方面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倒逼国内各派同意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通过夸大和渲染日本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升级更新军事装备,为日本的“普通国家化”积极准备。 

  2. 强化同盟关系,增强对华战略优势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以亚洲优等生自居的日本难以坦然对待,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大的邻国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就现实意义而言,中国的发展已经给日本带来了重要利益,但从心态上讲,似乎日本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媒体开始渲染“中国崩溃论”,随后又开始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威胁论”,这种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矛盾式的臆想表露出日本媒体乃至日本社会对中国日渐强大的焦虑心理。因此,强化美日同盟,进一步深化美日安全防卫合作成为日本平衡此种焦虑的“药丸”。特别是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生之后,中日两国围绕东海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冲突逐渐升级,中国一方面加大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巡航力度,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飞机频繁穿越太平洋“第一岛链”。再加上中国决心加强南海地区的管控,不断推进陆域吹填工程,使得视“海上交通线”为生命线的海洋国家日本产生严重的危机感。为此日本一方面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争端国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在钓鱼岛问题方面则不断敦促美国公开表态《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日方的反复敦促下,为了打消日方的疑虑,2014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并在首脑会谈中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基于此,日本积极推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全面深化美日安全合作,希望通过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同盟来换取美国对日本更明确的安全承诺,从而谋求对华的战略优势。 

  3. 提升美日同盟应对和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 

  随着东海以及南海局势的紧张,中日之间的对抗呈现出公开化的趋势,特别是围绕东海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双方的舰机在海上和空中展开了激烈的对峙。面对中日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日本深知依靠现有的同盟框架,美日同盟难以共同应对和处理。面对日益紧迫的海上危机,日本需要提升美日在应对和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与此同时,走向全球的美日安全合作还将面临地震、海啸以及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20113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代号为“伙伴行动”的救灾行动。然而此次救灾行动暴露了美日双方在同盟内部协调、灾情共享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救灾初始两国军队的合作就出现问题,美军无法发挥应有的实力,这主要是由于美日之间对于灾情判断的标准不统一、救灾信息不共享,使得双方无法灵活应对救灾前线出现的变化,与此同时双方军队的指挥官在现场指挥时也出现沟通协调不一致的情况。”于是修改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特别强调同盟内部之间协调机制的建设。新指针强调“美日之间应强化从平时到紧急事态各个阶段自卫队和美军在决策、指挥及执行各个环节间的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指挥人员交流机制,理顺各指挥系统”。这预示着美日同盟将改变原先侧重分工的合作机制转而向同盟军事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尚不清楚这种改革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出基地美国出人”的非对等的同盟关系,但双方在军事行动中强化决策、指挥及执行等领域的合作将会提升美日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构建“全球性美日安全合作关系”的进程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高涨,原有的美日安全合作框架已经难以适应当下国际形势的发展,美日双方迫切要求更新同盟关系,强化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 

  20128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了第三份“阿米蒂奇奈报告”,该报告从政治、经济、能源、外交、军事等方面建议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关于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该报告建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理应扩大自卫队的行动范围,日本的防卫范围不仅包含日本领土,还应该在远超过日本领土的地区开展行动,而波斯湾的海上扫雷和南海共同巡航是未来美日安全合作的潜在地区。”该报告同时还指出日本限制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对发展美日同盟关系的障碍,事实上希望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尽管该报告由美国一家智库提出,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美日同盟的期望与要求。2012年,安倍晋三几乎完全按照该报告的要求对日本的安全防卫体制进行修改。 

  2012年底,安倍晋三指示当时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就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行探讨。在20132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安倍建议修改《指针》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该提议奥巴马表示同意并指示由美日“2+2”会议进行磋商解决。于是在201310月召开的美日“2+2”会议中,双方就修改《指针》,增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作用达成共识。会后共同发表的宣言更进一步指出,日本要想进一步发挥作用有必要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安保法制进行修改。 

  在美日外交与防卫部门的紧密协作下,201410月,美日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DC)发布了《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简称《中期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为构建全球性美日同盟关系,应扩大双方安全合作的范围”。该报告的提出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该报告提出的打造“全球性的美日同盟”是以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前提的,涉嫌违反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另一方面,以往制定或修改《防卫合作指针》都有明确的针对目标,1978年是以“日本有事”为对象,1997年是以“朝鲜半岛有事”为目标,但此次打造“全球性的美日同盟”不仅没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而且对于“全球”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为此,《中期报告》提出的“全球性美日同盟”成为第187届临时国会质疑的焦点。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对“全球性”的概念提出质疑,首相安倍回答:“关于‘全球性’的范围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正如中期报告所述,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将包含及超过亚太地区”。而众议院议员小池政就的提问则更为直接,其问道:《中期报告》中‘为了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与和平’部分中的‘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包括海上扫雷吗?同时活动的海洋范围有多大?”麻生太郎以该内容目前还在讨论中为由没直接回应。然而,日本社会各方的反对并没有迟滞该《指针》的修改。针对《中期报告》引起的质疑,20141219日,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共同发表的声明指出“双方应认识到确保《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和日本国内安保法制的修改相协调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日本安保法制的修订议程,争取在明年上半年完成指针的修订工作。” 

  最终,20154月,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出炉,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度评价了此次修订工作,克里指出“此次《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是美日安全合作的转折点”,岸田文雄则表示“我们向海内外展示了强劲的同盟关系”。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不仅是美日安全合作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转折点,表现在: 

  1. 美日安全合作的性质更加对等 

  美日安全合作由原先日本出基地、美国出人的单向防卫体制全面向美日“全天候”安全合作体制改变,进一步改变了日本受美国保护而无法保护美国的尴尬局面。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作用得到加强,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在全球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 

  2. 美日安全合作不受地域限制 

  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明确了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亚太地区,这对以往的美日安全合作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从冷战时期的“日本有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周边事态”,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如今美日安全合作已经突破地域的限制,全球性的美日同盟关系为将来美日共同干涉全球事务奠定基础。 

  3. 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等立国理念将在新指针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为了更好地维持美国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日本需要扩张军事预算,强化军事力量的投入,《指针》的成功修订不仅会动摇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确立的“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还有可能加剧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对抗。 

  《指针》的顺利修订离不开美日双方的充分准备和紧密协作,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指针》修订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其一,其协调执政联盟内的意见,加强对内阁人事的介入力度。从2013年初美日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发出倡议到20154月美日在纽约联合发表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整个《指针》的修改过程仅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也遭到日本社会以及在野党的广泛质疑,但在安倍首相的强势领导下都被一一化解。一方面安倍为了获得自民党内以及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实行执政党协商一致原则,即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充分的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为了对修订过程及内容进行掌控,安倍加强了对内阁人事的介入力度, 20138月,安倍更换了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的内阁法制局长山本庸幸,选择了主张修改宪法解释的驻法国大使小松一郎。因此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强力推动下,执政联盟内部和官僚之间在修订过程中能够实现较为有效的合作。 

  其二,其加强与美方的协调,共同推动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积极整合国内各种力量的同时,也一直强化与美方的协调工作,利用战后以来美日之间建立各层级的沟通协调机制,较为有力地推动了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此次《指针》的修订主要由防卫合作小委员会来具体执行,但在修订过程中美日外长及国防部长间频繁的会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实务工作的磋商带来便利。20147月,美日双方的国防部长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推进指针的修改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日本首相也利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期间就指针的修订进展及影响等各方面与奥巴马进行讨论。 

  尽管为了推动指针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各方利益的协调,然而作为民选首相的安倍却忽视日本社会及国民的意见,过分依靠首相权力而未能取信于民。20147月安倍内阁通过了名为“整备实现国家独立生存、无间隙地保护国民的安全保障法制”的内阁决议。该决议在内容上与新修订的防卫合作指针高度重合,也可以说是日本新安保法的高度概括版,具体表现为:(1)承认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2)扩大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器的权限;(3)日本行使自卫权时可以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不过该决议更大的危害在于,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的形式而不是依据宪法变更政府原来的政策主张,这不仅与战后日本立宪主义相违背,而且也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规定。为此在《日本经济新闻》举行的舆论调查中,受访者回答对安倍内阁不支持的比率首次超过支持的比率,是自201212月安倍再次组阁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不支持的原因中指责安倍内阁执政方式太恶劣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仅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国会应该通过新安保法。 

  四、美日安全合作的未来趋势 

  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如何发展,既与日本国内对威胁的感受度相关,也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紧密相连,但归根结底将取决于美国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将会做出何种战略选择。 

  (一)未来趋势 

  如今美国的对日认识与冷战初期主张的“敲打日本”时大不相同,尽管日本依然保持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但已经不大可能对美国的经济霸权形成挑战。因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强化美日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其中由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162月发表的名为《2030年的美日同盟:权力和原则》的研究报告最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对于美日同盟而言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将是中国的崛起,为了在2030年构筑安全繁荣自由的世界并应对中国的崛起,应该强化美日同盟,加强美日安全合作,主要包括:(1)调整和强化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对话机制;(2)构筑及扩充同盟协调机制;(3)强化统一指挥系统的建设;(4)建设美军和自卫队利用对方军事设施的机制;(5)推进双方在防卫产业领域的合作”。然而,美国国内对于美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并非都如此乐观,日本《产经新闻》评论员古森义久总结了美国国内流行的三类批评美日同盟的观点:“第一类是比较极端的放弃美日同盟论,尽管持该种观点的人比较少,但这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的表现。第二类是认为美日同盟不平等、不公正,该观点在国会议员中广泛存在。第三类是缩小或者削弱美日同盟的作用。”显然,如今美日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是一种强化美日同盟作用的行为,但有学者认为“与其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同盟关系,让日本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分担更多的责任,还不如直接将同盟的作用限定在保护日本,让日本增加担负本国防卫任务的同时,美国可以向日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 

  与美国国内对美日安全合作关系存在分歧相似,日本国内对于美日安全合作的意见也不尽相同。有日本学者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双边同盟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如今已进入不能仅依靠双边同盟来维系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时代了,对于美日同盟而言应加强同盟网络建设,构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多层次的安全保障体系”。也有观点对美日以中国为目标的安全合作提出质疑,“日本政治的虚弱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趋势不断发展,使得美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感到不安”。与此相比,日本政治家非常看重美日安全合作,高度评价美日同盟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20155月,由前原诚司、岩屋毅、北冈伸一等为首的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举行会谈,双方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并高度评价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对于美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意义。 

  在现阶段,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自民党上台,各方对于日本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即全面强化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但日本各界对于美日关系的争论依然还在继续。争论的焦点依然为“靠美国”还是“求自立”。在多数日本人看来,此次强化日美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只是换取美国对于日本更明确的安全承诺。毕竟在实行战略收缩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活动将会受到制约。因此,日本表面上是为了满足美国的需求而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安全合作关系,但其实质则是“借船出海”为未来的“自立”打下基础,因为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以及“特朗普式孤立主义”兴起的情况下,日本对美国保护日本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 

  与此同时,强化美日同盟,构建全球性的安全合作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不仅无法给日本带来安全的周边环境,甚至还可能削弱美日同盟的凝聚力,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可能加剧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激化原有的矛盾与冲突。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将进一步打破东亚地区原有的势力均衡,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如今,中国与美日两国在南海和东海地区的对抗不断,强化美日安全合作不仅会加剧原有的地缘政治危机,同时也有可能增加日本对形势误判的几率,为未来东亚的冲突埋下危险的种子。同时,还有可能会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影响日俄关系的发展,最终恶化日本周边安全形势,加剧东亚安全困境。 

  其次,美日强化安全合作反而离日本想要实现“自立”的目标更加遥远。美日安全合作的深入只会加剧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强化联合指挥机制的建设,强行将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捆绑,降低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加强军工科技方面的合作只会固化美日在防卫领域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遏制日本军事技术的发展。 

  最后,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安全合作关系有可能加深美日间的猜疑,削弱同盟的凝聚力。正如日本军事研究者所言“所谓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仅仅只是由于美国疲于应付反恐战争,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转移罢了。新《指针》提出要打造全球性的美日同盟,但这反而显示了美国实力正在衰弱,需要盟友分担责任。然而日本也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全球霸权,或者说美国也不希望日本成为全球霸权”。因此,美国通过构建全球性美日安全合作关系来希望日本能支援美国在中东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而日本更希望能够借助美日同盟来加强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掌控能力,进而美日对“全球性美日同盟”战略目标的分歧有可能会削弱同盟的凝聚力。 

  (二)特朗普对日政策展望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然而特朗普的成功当选让日本非常紧张,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日本的贸易政策和安保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全力支持希拉里,并将未来美日合作的所有希望寄托在希拉里身上。因此,特朗普的获胜不仅给安倍内阁一个措手不及,同时还打乱其对未来美日关系的设想。特朗普对日本的批评主要包括:(1)指责日本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表示如果他能当选总统,将从日本人手里抢回工作;(2TPP等贸易协定损害美国的利益,并指责奥巴马的对日贸易政策;(3)指责日本是汇率操纵国;(4)美日安保关系不平等。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特朗普就经常利用报纸和媒体公开批评日本,甚至在1987年自费买下《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抨击日本。可见,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日本的批评并非是竞选策略,也不是为了迎合选民的需求。这种一以贯之的对日批评体现了特朗普一些较为成熟的对日政策宣示,通过考察这些政策宣示可以对未来特朗普的对日政策进行展望。 

  1. 美日同盟将何去何从? 

  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一直获得历届美国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一方面批评美日同盟的不平等性,另一方面,指责日本需要100%负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因此,特朗普上台后可能要求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承担更多的责任:(1)要求日本扩张防卫预算,进一步增加承担驻日美军的费用;(2)支持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并且这种军事力量并非是以协助美军为目的,而是能够独立承当维护自身安全的功能;(3)鼓励日本分担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弥补由于战略收缩而产生的力量真空,打造更坚实的全球性美日同盟。 

  如此,未来美日关系的发展将会跨入新的时期,首先,特朗普降低美日同盟作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瓶盖作用,使日本将会加速“普通国家化”的进度。其次,美日同盟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原先的美日同盟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轮轴,是一种具有等级色彩的主次关系,而美国鼓励日本增强自身军事实力之后将会降低其对美国安全的依赖,最终减弱美国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最后,长期以来日本军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面对特朗普的施压,日本完全可以灵活应对,进而获取较为有利的谈判“筹码”。 

  因此,特朗普上台后依然会对日本的安保政策进行抨击,但美日同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毕竟随着美国国防开支的减少,美国要想维持在全球地区的战略部署,离不开盟友的“责任分担”,而亚太地区是未来大国博弈的关键,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考验。心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必定会充分挖掘盟友的军事潜力并调动其积极性,共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利益。 

  2. 特朗普时代的美日经贸合作将走向何方? 

  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之后签署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TPP,例如特朗普在20161022日于葛底斯堡正式公布了《特朗普与美国选民的契约》提出了18条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退出TPP1121日,刚刚当选的特朗普公布了他的“执政百日”计划,公然宣布将在上任总统的第一天发布总统行政令退出TPP。特朗普宣布退出TPP的决定让强推TPP的日本感到尴尬,然而让日本更加忧虑的是特朗普多次对日本汇率政策、贸易赤字问题,汽车产业进行批评,特别是“安倍经济学”推出之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让日元大幅贬值。因此一旦特朗普将日本列入汇率操纵国或者对进口日本的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将会对美日经贸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甚至会动摇美日同盟关系。为了避免美日因贸易问题交恶,同时也为了加强与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沟通交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不足满月之际对美展开正式访问,并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进行首脑会谈。安倍此次访美之行不仅和特朗普展开了亲密无间的“高尔夫外交”,同时取得了两大成就:“一方面为特朗普总统重申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日本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证;另一方面为美日之间的经贸问题暂时搁置,特朗普对日本经贸政策的批评将会告一段落。” 

  然而,我们也不必高估日本首相安倍的访美之行,一方面,尽管安倍带去了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及外务大臣等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但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尚在筹备过程中,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就美日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尚有疑问;另一方面,日本的汇率问题、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等问题并不会由于此次会谈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特朗普已经宣布退出了TPP,因此未来特朗普时代的对日贸易政策将有可能向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发展,而在双边谈判中日本的汇率问题、汽车产业问题以及进口美国农牧产品等问题将会受到美方的压力。为了获得美国在安全上的保证,日本政府可能会在上述领域进行妥协,不仅如此还有可能会投特朗普所好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3. 网络安全将有可能成为美日安全合作新的重点 

  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责俄罗斯黑客干预此次美国大选,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特朗普发表的“执政百日”计划中“强化美国网络安全机制,发展进攻性网军”成为其政策重点之一,而强化美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是构建全球性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特朗普上台后一方面强化网络安全机制的建设,加大对网络系统的监视,回应民众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质疑;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强化美国与日本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健全合作机制。可以预见,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将成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的重点。 

  五、结论 

  同盟体系作为二战后美国维护全球霸权主导国际事务的重要工具历来受到美国各界政府的重视。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的重要基石,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和日本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已经难以应付。为此,美日急需更新同盟框架,实现战略转型,而构建全球性的美日安全合作关系即是美日全面升级原有的同盟机制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回应。然而,在构建全球性同盟关系中,美日双方的利益关注也并不一致。美国希望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而更多地承担美国在中东以及全球地区的责任,而日本则希望利用美日同盟更多地介入亚太安全事务中,维护日本的安全。因此,美日安全合作能否顺利地从地区走向全球,受到美国和日本国内学者的广泛质疑。未来美日全球性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必定面临重重困难,甚至有可能因受美日领导人更替的影响而中途夭折。 

  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特朗普上台后将会敦促日本加强防卫能力建设,令其承担起防卫本国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已经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可能会要求日本重启美日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在双边谈判中尽可能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政府为了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不仅会同意重启美日间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同时还会响应特朗普的号召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力度,帮助特朗普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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