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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作者:吕耀东 谢若初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   时间:2017-11-16

  摘要: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慰灵外交;日本天皇;历史修正主义;外交范式  

    千年以来,天皇一支作为唯一君主延续至今,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根据《日本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继续在战后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以天皇为主角开展的相关外交活动是日本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给予了有力支持。尤其是现任天皇明仁,自其作为皇太子时期就已经多次参与外交活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涉外经验。其继位后在日本外交中也表现得十分活跃。截止到2017年,明仁以天皇身份共出访国外22次。其中,慰灵外交在明仁天皇的努力下,业已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慰灵外交,就是以祭拜、追悼亡魂等为主要仪式的对外交往活动。就其内涵而言,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慰灵外交是指对外交往中所有包含祭拜等仪式的活动,而狭义的慰灵外交则是指将祭拜亡魂等作为主要目的的对外交往活动。文中所研究的慰灵外交,主要是指在天皇及日本政府意愿下,于特殊历史时间节点以祭拜等行式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及历史修正主义色彩。 

  慰灵外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外交范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向性。探究天皇慰灵外交新范式,是认识在右翼思潮日趋泛滥背景下,日本外交及中日关系应当如何发展的关键性命题之一。对于天皇慰灵外交活动这一新的外交范式,除媒体有相关报道及评论外,学界论述鲜有涉及。  

一、慰灵外交溯源  

   慰灵外交作为新外交范式始于2005年,是天皇外交活动中的新动向与新常态。尽管明仁天皇的慰灵外交活动次数有限,但已经构成为一种新的、有影响力的外交范式。据日本宫内厅的相关资料显示,这种事先通过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外交范式,其活动的外显目的是“在战后逢十周年纪念之际,慰藉亡魂,祈祷和平”。从近年来天皇慰灵外交及相关活动形式来看,不仅涉及到日本对外战略及皇室制度的传统精神延展,还涉及到其国内政治与传统文化基本走向等诸多问题。  

(一)慰灵源自天皇传统职能  

  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王”“大王”还是“天皇”,宗教祭祀活动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也就是说,虽然天皇在较长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进行实际统治的权力,但作为宗教权威的天皇仍得以存续,所谓“万世一系”更多指的是天皇在宗教方面拥有持续权威的意涵。  

  早在目前有据可考的首位天皇一崇神天皇的相关记录中,就有其为出云国怨灵镇魂的记载[1]。崇神天皇正是利用已被征服敌对势力一出云国的宗教信仰,以慰灵祭奠、与神沟通的方式,将其成功地转化为大和政权国家新的宗教仪式,有效地安抚了出云国遗民的强烈敌对情绪。与此同时,崇神天皇又利用新宗教的精神控制功能,巩固了大和政权的正统地位。崇神天皇也因此被尊为“御肇国天皇”,即“开始建国的天皇”。可见宗教祭祀活动在日本建立统一政权的过程中,确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足见天皇一支在政权建立伊始就已经十分重视对宗教祭祀活动的控制,其也由此成为唯一能够与神沟通而行人间祭奠亡灵权力的主祭者,从而被赋予强烈的“神权”色彩。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相关祭祀活动的规模虽然随着天皇世俗权力的盛衰而有所起伏变化,但宫中由天皇专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几乎从未断绝,其精神统治得到合法延续。历史证明,操控了先辈亡魂的现世神,更易于操控传统神国的现世国民及其精神信仰。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天皇世俗权威的恢复及进一步扩大,相关宗教祭祀活动也日趋扩张。以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为基础的“国家神道”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天皇被奉为“现人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这种情况持续了约80年。在国家神道体系中,天皇是宗教仪式的最高执行者,其祭祀活动成为一切同类活动的标准。在这个重要的扩张阶段,1869年,明治天皇下令修建东京招魂社,用以纪念戊辰战争中为天皇恢复权力而战死的军人;1874年,明治天皇首次前往东京招魂社拜祭。这就意味着,在天皇的宗教祭祀职能中,明确加入了祭拜战死军人的要素。此后的1879年,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被列为别格官币社,是排列在国家神道系列的特殊神社[2],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及现任天皇(皇太子身份),都曾在此进行过相关慰灵活动。事实证明,崇神天皇千年前创造的为战败国战死军人慰灵的仪式,由明治天皇接手改造,仅仅用了两个五年的过渡时间,就完成了在国立的招魂社公开祭奠为天皇而战死军人的这一慰灵对象的转换。慰灵的实质从此而一目了然。  

  时至今日,天皇仍保留着进行上述宗教祭祀的传统。据宫内厅资料显示,仅在皇宫之中,天皇一年就要进行约20次祭祀活动。除此之外,天皇还会参加一系列以战殁者为对象的慰灵活动,其慰灵对象范围也随之扩大到全体战死国民。可以说,慰灵战死者是天皇最重要职能之一。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天皇一支就对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代表的宗教权力加以掌控。随着日本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其世俗权威虽发生过较大变动,但其宗教权威一直得以延续。明治维新之后,东京招魂社的设立,在天皇的宗教祭祀职能中加入了为天皇战死士兵慰灵这一义项。战后,这一职能扩大为以全体战死国民为对象的相关慰灵活动。可见,以祭祀死者为目的的慰灵活动源于自古以来天皇的相关宗教祭祀职能,天皇以慰灵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活动也是其对这一职能的延续与发展。  

(二)慰灵外交是天皇国内相关活动的外延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根据新宪法制定的新《皇室典范》,天皇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3]。为表示铲除战前天皇制,削除了旧《皇室典范》前言中赞美“天皇万世一系”之类的敕语,不再有神化皇室的内容和字句,原有的象征皇权正统的“神器”、标志皇统的祭祀、元号等内容悉被删除[4];以此为前提,战后天皇的慰灵活动主要在日本国内的一定范围内进行。从举行相关活动的日期上看,主要有四个日期。分别是每年623日的“冲绳慰灵日”、8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慰灵日”、89日的“长崎原子弹爆炸慰灵日”以及815日的所谓“终战纪念日”。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所谓“终战”纪念日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这一仪式始于195252日;从1965年起形成固定模式,即每年815日在日本武道馆举行相关大型祭奠仪式,天皇、皇后夫妇每年均必须出席这一仪式并致辞。  

  自现任天皇明仁继位以来,除了每年按惯例参加战殁者追悼仪式之外,每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逢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他都会以慰灵之名赴外地进行视察。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明仁天皇赴冲绳、广岛、长崎和硫磺岛进行慰灵视察活动。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明仁天皇在长野县、栃木县、神奈川县进行了相关活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明仁天皇的慰灵脚步遍及冲绳县、长崎县、神奈川县、宫城县、栃木县、长野县等地,活动范围大为扩展。在有特殊意味的年份赴各地进行特别慰灵活动,至少在明仁天皇继位以来已经逐渐形成惯例。而紧随其后日本天皇的慰灵外交,正是在国内诸多相关慰灵活动的基础之上,才得以继续拓展开来,成为一种外交新样态。  

(三)慰灵外交体现日本外交活动的特殊性  

  二战后,在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外交渠道对战争罪责表示“道歉、反省”,进而得到谅解,一直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外交问题,日本政要也多次在外交活动中加入相关内容。如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安倍晋三等日本多位首相,均在访美过程中加入向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这一环节,试图以此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获得美方的谅解。安倍晋三更是以“历史和解”名义开展慰灵外交,于20161226日到访珍珠港,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悼念珍珠港事件中的死难者,成为战后首位造访珍珠港的在任日本首相。  

  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在天皇的出访活动中曾经数度出现过与上述活动相类似的外交环节。1975930日一1014日,昭和天皇首次正式造访美国,在此期间,他于103日向阿灵顿公墓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虽然这只是昭和天皇访美之行的诸多环节之一,但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昭和天皇此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昭和天皇此举对于美国而言具有较为强烈的谢罪之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众的理解。  

  现任天皇明仁的外交活动则更多地包含了类似环节。I960年,时为皇太子的明仁访问美国,这是其首次独立出访。在访问过程中,明仁皇太子不仅在华盛顿向阿灵顿公墓献花,还在夏威夷向太平洋国家公墓献花。1994年明仁又作为继任天皇首次访美,访问期间再次向阿灵顿公墓献花。2009年,明仁天皇夫妇在出访加拿大途径夏威夷期间,也曾到太平洋国家公墓敬献花圈。2016年,明仁天皇的菲律宾之行也带有浓厚的慰灵色彩。访菲过程中,明仁天皇向日本政府建造的“菲岛战殁者之墓”及菲律宾方面的战殁者祭奠设施“无名战士之墓”分别献花。  

  至此,不难看出,长期以来,从日本政要到日本天皇,都曾有在外交活动中加入慰灵因素的案例。尤其是天皇的慰灵外交,更是力求通过传统的“慰灵要素”化解现实对外关系的困境,在外交活动方面体现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及影响力。  

二、慰灵外交目的探究  

  正如前文所述,迄今为止,日本天皇全部慰灵外交活动都发生在其所谓战后逢十周年纪念之时(或被算作相关活动)。在这种关键年份进行特殊的慰灵外交活动,日本政府显然是希望通过天皇亲赴相关地区开展慰灵活动,树立起日本反省战争、爱好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而这一目标的达成,理应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之上。  

(一)力图提升日本国际形象  

  显然,天皇慰灵外交具有日本国家意志的代表性。二战后天皇虽存在法律定位上的模糊性,但无可争议的是,天皇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均由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也就是说,包括慰灵外交在内的所有天皇外交活动,无论从法理还是情感上都体现着日本的国家意志。参照《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中“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的有关规定;可以说,天皇的慰灵外交从逻辑上完全可以代表日本政府、国民在相关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具有国家意志的代表性和精神统治的象征性。  

  天皇慰灵外交在于模糊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性质的焦点性。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也是一场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世界性大悲剧。为了铭记这一伟大胜利以及缅怀在战争中的死难者,世界各国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此加以纪念。尤其是在逢十周年纪念之际,相关活动更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日本之所以选择在这样的时段开展较为高调的慰灵外交活动,正是试图利用这种世界范围的高关注度,强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死难者”,模糊其“加害者”的本质。  

  事实表明,二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特殊特例的怀柔政策,所以导致二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及对相关战争罪犯的处理极为不彻底。随着以经济发展为代表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抵制战争罪责的意识极度亢奋,逐步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渗透濡染,并最终取得强大的话语权。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就是日本政府在战争认识问题上层出不穷的错误言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需要借天皇的慰灵外交予以礼节性意味的修补,并力争树立起所谓良好国际形象。但事实并不能尽如人意,日本在战争性质及责任等相关问题上的表现已经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  

(二)选择性发展与二战交战对象国的关系  

  由于慰灵外交这种外交范式发生在双边关系层面之中,故其也具有促进日本同对象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目的,其突出特点是排除中国、韩国等受害国,突出日本与二战交战国交往的选择性。  

  从历史角度看,日本对其慰灵外交的对象国,诸如美国、帕劳、菲律宾均进行过武装侵略,属于施害的一方。故而战后在同上述三国重新发展双边关系时,存在着战争赔偿、国民恩怨等战争遗留下来的交往障碍。以天皇为主体展开的慰灵外交活动,基于天皇具有在上节中已有详述的代表性,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付精神上的战争赔偿,即礼节上的道歉,借以代表日本国民来缓解两国国民间的恩怨。这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讲,天皇慰灵外交活动可以扫除日本与相关国家在发展双边关系道路上的部分历史障碍,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从战略角度上看,美国、帕劳、菲律宾等国家对日本而言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自战后以来一直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所在,发展、强化日美关系是历届日本政府的首选。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以美国为对象的慰灵活动也在同类活动中占据绝对优势。天皇慰灵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组成部分,势必会与日本整体对外战略保持高度一致。菲律宾对日本外交战略的价值,自安倍掌权以来在其政策体系中迅速上升。天皇对菲律宾开展慰灵外交的2016年初,也正是日本在安倍政权带领下企图挑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持续对抗的“关键时刻”。通过慰灵外交解决日菲关系发展中的历史问题障碍、增强民间信赖,从而快速拉近日菲关系,以便利用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牵制中国,是日本重视日菲关系的根本原因。天皇出使菲律宾进行慰灵外交活动,是紧跟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外交举措。帕劳国家较小,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自不能比肩美国,现实意义也远不如菲律宾重要。但该国毕竟是一个特殊存在,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帕劳地处西太平洋,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依据《帕美自由联系条约》,帕劳的国防大事,50年之内应当由美军负责代劳。此外,帕劳同中国台湾省存在所谓“外交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帕劳在日本成为海洋大国、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插手台海问题等方面,都具有进一步利用的价值。因此,日帕关系对日本而言有着较为可观的发展空间与前景,这也使得天皇在帕劳进行的慰灵外交活动显得政治意味十足。  

(三)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天皇慰灵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并缓解了日本政要错误历史观及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天皇开展慰灵外交活动的2005年及2015年,时任首相分别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两位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均显示出极强的倒退倾向,其相关言行曾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仅就最容易招致国内外批评的参拜靖国神社活动而言,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担任日本首相后,以每年一次共六次的频率参拜靖国神社直至其卸任。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虽只在2013年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其多次采取献上“玉串料”(祭祀费)、真榊的方式表达了其顽固的历史观及意愿。这样一来,天皇慰灵外交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模糊作用就一目了然。慰灵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时任首相由于其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而招致的内外压力。具体来说,对内,由于天皇慰灵外交遵循内阁会议做出的相关决定,故首相(至少是执政党)面对国内批评可以将此作为一种弥补或事先预防来加以搪塞。对外,通过天皇慰灵外交活动极力打造的良好国际形象,可以适当抵消时任首相错误言行对日本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  

  天皇慰灵外交迎合了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得到了国内右翼势力对保守政党的竞选支持。战后伊始,日本战争遗族号称有“800万”之众。在日本厚生遗族联盟(日本遗族会)等组织的带领下,上述群体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并从政党、议会、官厅等入手,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发展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以日本遗族会为代表的遗族群体与自民党关系甚密,成为自民党稳定的竞选“票田,’[5]。天皇慰灵外交,不仅是对海外亡魂的慰藉,更是对遗族群体的莫大宽慰。可以想象,对于促成这一事宜的政党,遗族群体自会以支持竞选的方式予以回报。如此往复循环,只会使日本政坛持续受到战争因素的影响,陷人到一方面高喊“早已不是战后”口号,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战争遗族的怪圈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以来上述政治现象与日本政府是否对天皇施加影响与频繁利用之间关联密切;甚至关乎到象征天皇制的走向与日本修改现行宪法等重大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这样来理解日本天皇慰灵外交的目的:保守派部分政要由于拒绝承认战争罪责而遭到国内外谴责,便以宪法为依托利用天皇慰灵来缓解压力;然后继续向右转并拒绝就战争责任反省道歉,以此确保右翼相关团体在竞选中的政治支持。日本之所以发展到和平宪法岌岌可危的今天,是因为这种被掩盖在合理法律外衣下、隐藏在政治生活内部的、对战争罪责持否定态度的错误认知循环往复影响日本的政治生态系统,并形成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客观存在。  

.慰灵外交内在问题辨析  

  慰灵外交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作为国家外交行为,其在客体判定、二战交战对象国的外交选择、迎合国内右翼势力及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等问题上,与日本力图改变战败国形象、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意图有着密切关联。  

(一)客体判定问题  

  表面上看,慰灵外交是为了“慰藉战争亡魂,祈祷和平”;但实际上,其在慰灵客体判定上存在巨大疑问,这直接关乎到慰灵外交的根本性质。  

  天皇于2005年造访北马里亚纳群岛的中心岛屿美属塞班岛寓意深刻。二战期间,美日两国均认识到该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日方在19439月末的大本营会议中将该岛定义为绝对国防圈中的核心据点[6]。美方则因为从该岛起飞B-29轰炸机,即可以覆盖日本本土大部分区域,所以也将该岛列为攻击重点。于是双方自1944615-79日在该岛展开激战。此役,美军阵亡约3000人,日军阵亡43682[7]人,岛上居民死亡约2万人。从数字上看,阵亡日军占死亡总人数的66%,可见塞班岛慰灵的主要对象是日军士兵。与此相对应,明仁天皇在塞班岛进行慰灵活动的主祭场地有两处,一处是万岁崖,一处是自杀崖。塞班岛战役期间,这两处临海悬崖均出现了日方人员大规模集体自杀现象,即众多日军及平民无视美军的劝降,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从悬崖峭壁一跃而下,投海自尽。从上述选址来看,慰灵活动的主祭场所极具军国主义的怀旧色彩,难免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  

  2015年天皇慰灵外交的目的地帕劳的贝里琉岛同样值得关注。1944915-1125日,美日两军在此爆发贝里琉岛战役。该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美日双方伤亡率最高的一场攻防战。战役期间,昭和天皇极为“重视贝里琉岛战况,每天清晨都会询问‘贝里琉岛是否失守’”。与此同时,昭和天皇还曾先后11次向“以不屈不挠精神持续勇敢作战”的贝里琉岛守卫部队颁发嘉奖;故而该岛又名“天皇之岛,’[8]。  

  由此看来,天皇慰灵外交的政治意味深刻。在塞班岛慰灵活动的客体有三分之二是日本士兵,由于慰灵场地选在极具军国主义怀旧色彩的万岁崖和自杀崖,剩余慰灵客体的绝大部分本岛居民也被打上效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的深刻政治烙印。贝里琉岛则本身就被称为“天皇之岛”,是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经典场所。在如此耐人寻味的主祭场所祭祀这样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群体,使人不得不怀疑天皇祭祀的良苦用心,显然是在为“皇军”以及军国主义的效忠者慰灵招魂。这样看来,天皇慰灵外交在根本性质辨识方面的问题就显而易见:尽管被祭祀客体具有多样性且军国主义标识明确,但天皇慰灵外交仍以日本国家行为示人,从而导致这一外交范式成为被日本保守势力肆意采用的政治元素。  

(二)对象国选择问题  

  如前所述,天皇慰灵外交在客体判定上存在极大模糊性,甚至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与真正意义上的谢罪相距甚远的外交形式,其在对象国选择方面仍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与政治指向性,足见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承担起为其战争罪行谢罪的义务;也凸显出相关受害国继续对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予以督促的必要性。  

  从数量上看,所选对象国仅仅是日本侵略战争诸多受害国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且都是日本的所谓“友好国家”。而绝大多数军国主义受害国均未成为天皇慰灵外交的目的地。这正是中韩等国对于日本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言行保持高度警惕,且不断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谢罪的原因之一。  

  从顺序上看,综合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间、空间、经济损失、伤亡人口等因素,日本政府任何带有为战争罪行谢罪性质的外交活动,其对象绝不应该缺少中国。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沦陷国土面最广、遭受财产及人员损失最大的国家,理应成为日本此类谢罪外交活动的重点对象。然而天皇及日本政府至今未能在中国开展相关活动,这不仅说明天皇慰灵外交是配合安倍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的工具,也说明日本政府在采用这种外交形式之初就已明确其历史修正主义色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也不可能让这种形式的外交活动在中国展开。  

  从二战的作战对手上看,到目前为止,日本慰灵外交的对象多为与日军作战过的美军死亡者。也就是说,得到天皇慰灵的外国军人仅局限于美军。这很难不使人产生怀疑:天皇慰灵外交活动同日本对外战略一样,具有明显的亲美倾向。慰灵外交所谓的无论是承认战争罪责也好,还是祈祷和平也罢,只不过是针对同盟国美国的片面之举,从中可以依稀看到日本只承认在二战中败给美军的错误历史观。  

  就目前情况看,天皇慰灵外交在对象国选择方面的片面性、指向性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改变。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一外交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想、保守势力的对外战略思维的束缚,必然只能成为一种片面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活动。  

(三)与右翼势力互动问题  

  一直以来,源于“尊王攘夷”运动的日本右翼势力就同天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期间,右翼势力积极支持以天皇名义发动侵略战争。二战后,在美国冷战思维的怀柔政策下,右翼政治势力并未得到全面而彻底地肃清。直至20世纪70年代,右翼势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日本政治生活之中。虽然日本右翼势力按时代顺序划分有着新、旧之分,但其鼓吹民族主义,宣扬所谓皇国史观的本质却无明显变化,而这种皇国史观正是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9]。前文论述中业已说明,天皇慰灵外交在客体判定上存在重大问题,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对此,日本右翼势力推波助澜,不仅将此作为大肆宣扬军国主义荒谬战争理论的基础,还借此推动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在诸多右翼势力团体中,与天皇慰灵外交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日本遗族会。天皇在塞班岛慰灵之时,就有“日本遗族会,’的四名代表陪同[10]。日本遗族会成立于1947年,1954年取得财团法人资格。在其主要活动中,就包括所谓“慰灵友好亲善事业”。二战后,在该组织的诱导下,民间慰灵活动同样经历了由日本国内向海外拓展的过程。对此问题,有中国学者曾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遗族会与众参国会议员、厚生省之间,形成牢固的铁三角互动关系,’[11]。可以说,天皇慰灵外交的开展,离不开民间慰灵活动快速膨胀及其海外慰灵活动迅速发展的背景。同时,天皇慰灵外交活动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相关慰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若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就目前的慰灵常态与其政治结构而言,日本遗族会、众参国会议员、厚生省与天皇慰灵外交活动之间内外结合的“四角合作互动关系”已经初现端倪。  

结语  

  总而言之,天皇慰灵外交作为日本对外关系新范式,有着鲜明的日本政治文化特质,成为当代日本外交展现于国际社会的独特“政治现象”。从时间上看,慰灵外交一般发生在战后逢十周年纪念之时,即便出现少许偏差,其也被视为相关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这种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并行的活动不仅具有周期性,还带有冲淡其战争加害国身份的历史修正性;从空间上看,慰灵外交所选择的对象国仅仅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的个别国家,且其往往是于该活动开展之际在战略层面对日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同盟国或准同盟国,具有选择性与片面性;从活动方式上看,慰灵外交主要通过在战殁者纪念碑、遗骨收集地等特殊场所举行哀悼活动的方式进行,具有特殊性;从主体上看,由在现行宪法中作为象征的天皇依据日本政府相关决议而展开的慰灵外交,无论从法理还是情感上讲都在国家层面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从客体上看,客体的认定在某些场合不仅取决于展开相关活动的场所,更取决于不同认知主体的主观认识,具有模糊性;从定位上看,这一外交范式服务于日本总体对外战略,即希望在双边层面促进日本与对象国关系发展的同时提升日本所谓“和平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具有同步性;从历史沿革上看,天皇慰灵外交范式建立在天皇旧有的宗教职能基础之上,是相关国内外慰灵祭祀活动的外溢性体现,具有继承性和外延性;从效果上看,日本通过创设这一外交范式在一定程度满足了其在对外关系领域的相关政治诉求,具有实效性,而其又与相关右翼团体活动呈遥相呼应之势,具有同质性。  

  基于前述各种原因及目的,天皇慰灵外交必然存在诸多弊病。首先,作为天皇外交的一种形式,慰灵外交同样存在易被极右翼政治势力利用的天生缺陷。自慰灵外交活动开展以来,无良政客、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借此否认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行为,不断加深日本与军国主义受害国之间的历史观鸿沟。其次,慰灵外交活动所涉及的客体与对象既复杂又敏感,可能会导致其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不加以严格限定,而只是从现实主义外交层面加以实施,将会助长右翼政治势力壮大及其“皇国史观”死灰复燃,形成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等现实问题。最后,慰灵外交受到日本对外战略及国内“总体保守化”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指向性和政治目的性,成为与二战交战的美国加强现实同盟国关系的外交工具。总而言之,天皇慰灵外交与日本力图改变战败国形象、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战略目标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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