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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

作者:杨伯江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时间:2016-09-05

  当前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合作共赢”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也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导向。同时,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需要特别强调“双轮驱动”,即在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同时,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其中,积累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建立战略互信应成为一条基本思路。

一 合作共赢是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导向

  互利合作、实现双赢历来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基于国际大战略的考量实现邦交正常化,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飞跃发展,都是如此。合作共赢符合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从日方看,长期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相对于巨大的产出能力,人口规模、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消化,这就注定了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是长期的、恒定的。而中日之间发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决定了中日合作的结构性机遇。正是从这一角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阪正尧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是美国”。

  2008年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中日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作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这一声明与1972年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联合宣言共同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两国共同为亚洲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表明中国将长期坚持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国策。特别是2009年访问日本前夕和访日过程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将中日关系放在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2010年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习近平明确指出,中日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证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2012年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时,习近平将“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之一。2014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与中国的外交新理念、新实践相对应,日方也提出构建“与新的时代相符的日中关系”。2016年4月,日本自民党岸田派领袖、外相岸田文雄在访华前夕,于“读卖国际经济研讨会”上就“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日中关系”发表演讲,较完整地提出了构建“新时代日中关系”的设想。岸田对“新时代”的描述是:20多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力量平衡中,日本、中国各自立场发生变化,开启了作为世界第三、第二经济大国的日中两国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承担起重大责任的时代。岸田进而提出了实现“新时代日中关系”的三大举措:扩大合作、应对课题与忧虑、培育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关系。

二 正视历史是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对外主要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具有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源于历史,更源于现实。中日之间同时存在历史认知、领土争端、地缘政治结构等“固有问题”,这在两国与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并不多见。同时,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双方战略心理的变化,与固有矛盾相互激荡、相互助长,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更为复杂的是,这种状况是在一个宏观系统背景下发生的。从传统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从西方向东方、从“一超”向“多强”,至少在这三个维度上,过去2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力量平衡的变化。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衡量,中国都处于有利的一方。全球范围内力量平衡的变化,综合表现为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向亚太转移。在七国集团(G7)的鼎盛年代,日本是亚洲的唯一代表;而在二十国集团(G20)时代,亚洲国家有6个进入其中,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生动说明了亚洲的崛起、亚太的上升。亚太地区形势中,大国战略因素变得空前浓重,中日双边关系被深深嵌入大国多边战略博弈之中。

  基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日两国社会之间纽带稠密,但国家关系与国内政治的联动度也格外高,中日关系同时具有强韧性与敏感性、脆弱性,两面都很突出。不仅是战争的历史,仅从战后历史看,一系列因素导致这种两面性进一步增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对日本进行战后处置的过程中,中国等遭受军国主义侵略的重要邻国缺席;日本战后奉行“吉田茂路线”,由此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国力,实现了社会稳定,但也错失了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社会性反省运动的机遇;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之间正常官方往来的缺位;漫长的冷战时期里中日分属不同阵营,共同国际经验的缺乏等。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样影响到对“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与落实,日方在认知及行为上出现明显偏差。战略互惠关系首先是基于“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使命”,出于作为大国的共同责任,共同为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设计并付诸实践,在实现全球和地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两国自己的利益。正如2008年联合声明所说,中日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含道义标准,绝非“利”字当头,互惠不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然而日本在经济社会“失去20年”的同时,战略境界似乎也同时失去,无视“战略”,只讲“互惠”。2008年中日就东海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此后日方一再催促中方将其“条约化”,亟欲将“实惠”拿到手。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更是试图在翻历史案的基础上追求“正常国家化”目标。

  新型国际关系体现时代背景,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核心理念,当然同样适用于中日关系。同时,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必须强调“两轮驱动”,坚决维护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举行纪念活动。2013年以来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日本问题共有九次公开论述,每一次都涉及历史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强调“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习近平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将日本民众同军国主义分子相互区分。在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

三 务实合作是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关键环节

  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必须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同时,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其中,扩大务实合作是关键环节。除协调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政策对话等涉及国际多边的协调合作外,战略敏感度相对不高、共赢特质突出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合作应当率先成为扩大中日双边合作的重点。其中包括大气/水质污染等环境污染与保护、“僵尸企业”与不良债权、防灾减灾、节能、食品安全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可以考虑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立、完成一批与中日“世界主要经济体、亚太地区大国”身份相符的世纪性、标志性合作项目,它们可以在中日两国,也可以在第三方国家。

  推进务实合作的同时,需要大力促进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推动中日关系从“国交”引领走向“社交”支撑,即以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与民意基础为支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背景下,由两国政府主导实现的。迩来44年,中日两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民众、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空前上升,两国社会之间“草根”层次的深入交往、相互理解对国家关系的改善变得至关重要。习近平多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强调“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并身体力行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2015年5月,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青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务实合作、民间交往,重要之处在于不仅能给合作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而且能通过合作中的互动逐步积累相互信任,有效增加彼此之间的连带感、一体感,最终走出由负面议题主导两国关系的局面,走向彼此间正面认知与积极互动的良性循环。这种连带感、一体感对于中日政治互信、战略互信的建立极为重要。从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看,战后美日关系从战时仇敌走到今天的同盟密友,是“重构认知”比较成功的例子。处理对日关系,需要认真研究战后美日关系逐步演化的过程,借鉴美国对日战略及其政策操作。

  中日关系眼下战略困境的症结在于互信不足,而务实合作、民间交往能使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更为深入、战略预期更为准确,从而帮助减少乃至消除两国之间互信的缺乏。当前,中日之间需要重新认识评估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很多。譬如,日本是否真正了解、如何真正了解“活着的中国”,即现实的中国,准确预见中国的未来?日本基于自身军国主义扩张的历史经验,怀疑中国能否走出“国强必霸”“权力转移必伴随血与火洗礼”的历史魔咒,实现和平发展。反之亦然,中国如何认知经过战后70多年和平主义的浸染,日本的基础民意、社会思潮、政治思潮现状如何,日本的文化基因、民族性有没有发生些许变化?战后政治体制的变革、冷战后全球化国际环境的双重制约,对日本未来道路的选择将产生怎样的规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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