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首页 日本语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学术成果 > 学术论文 > 中日关系 > 正文

中日关系——我们该研究什么?

作者:冯昭奎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11期   时间:2015-12-22

  中日关系研究是日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对于作为“智库”的研究机构更是如此。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棋盘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棋眼”。研究中日关系,不仅可望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而且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围绕中日关系提出几大重点研究领域,并就相关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研究“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在《当代世界》杂志第10期撰文指出,“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笔者认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也同样适用于当今。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八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他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以及他一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并结合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对日外交思想。也许我们需要花一段时间先认真研读和研究习近平主席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等,并力争在2016年发表一项“中间成果”。

研究 “如何对待日本”

  二十多年前钱学森曾对我说:“所谓‘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对付日本。”笔者觉得“对付”一词口气“硬”了一些,宜改为“对待”。其实,日本研究既要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日本,也要研究日本如何对待中国。钱学森强调,“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对付日本,是要突出“研究如何对待日本”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实际的情况是,更多研究“日本如何对待中国”,而对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日本”似乎比较薄弱,缺乏深度。因此,研究中日关系需要强调研究两个“对待”的重要性。这两个“对待”,是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的,必须将这两个“对待”的互动机制搞清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这个问题在中日之间也同样存在,就是只注意对方的行动,而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

  所以,研究中日关系,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日之间的“互动”。对此,国内研究者已经推出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导致“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降至复交以来最低点”的双方因素的分析(而不是只指责日方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待更多有深度、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比如,当我们要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需要考虑他国也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它有可能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冲突,这里就需要“互动”,仔细考虑在与他国存在分歧的外交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互利双赢”?当对方坚持“我赢你输”的玩法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另外,日本方面所称的“国家利益”到底是“谁的国家利益”或“谁定义的国家利益”等等。

  此外,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状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是否存在如果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两国文化交流活跃,就比较有利于历史问题的缓解;中日关系越紧张、两国文化交流中断,历史问题就越难解?例如,在2007年4月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众所周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温家宝总理的演说居然在日本国会赢得了热烈掌声,以致主持演讲会的安倍首相说:“我在这里的讲话只能赢得大约一半人的鼓掌,而温总理的讲话却赢得了全场鼓掌!”种种事例表明,中日之间要真正解决历史问题,只有依靠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依靠持久深入的民间文化交流和感情交流。可以设想,一个民族即便过去对另一个民族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而如果现在两个民族处于“大多数人都相互厌恶甚至对立”的状态,那么,做了伤天害理事情的民族就可能非常不愿意向厌恶自己甚至与自己对立的民族表示“反省”和“道歉”,认为决不能向一个与自己对立的民族“示弱”、“低头”。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努力扩大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消除部分民众的相互厌恶和对立情绪,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好感,才能有助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逐步取得较大共识。然而,为什么现在中日在历史问题上陷入了“两国关系越差,历史问题越难解决;历史矛盾越尖锐,导致两国关系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我们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政策是否需要改进?

  总的来说,中日之间出现问题,责任在日本方面,但作为研究者,就不能“完全忽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我们需要在全面分析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搞清楚中日之间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互动机制”,这样的研究更可能对我国对日政策提出有参考价值的见解。

  在如何对待日本问题上,我们应该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在对日外交方面“化敌为友”的宝贵经验,防止出现“化友为敌”的局面。最近,王毅外长说:“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大邻国中国的重新发展和崛起。就现实意义而言,中国的发展已经给日本带来了重要利益,但从心态上讲,似乎日本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中日之间目前的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此有关。”那么,中国有无可能让日本人真心接受和欢迎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如何让日本人接受和欢迎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有人说,日本人只相信实力,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多少倍,日本人就会接受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至少它会服中国。应该说这有一定道理,但还是缺了什么。因为明治维新前夕,欧洲让日本服气,战后美国让日本服气,并非仅凭强大实力就让日本服气的。基辛格说:“作为一个地处亚洲本土之外的岛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日本‘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灵活性。1853年,美国开着炮舰跑到日本人门口,说咱俩搞贸易吧,日本一看打不过,干脆放进来——学习!在保留主权的前提下,日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体现了日本的‘服从—学习—超越’的传统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中国要让日本服气或服从,是不是也应该像欧美那样,不仅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也要靠先进的文明力量?当中国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真正拥有了先进的文明力量,应该就有可能像王毅外长说的那样,“让日本人真心接受和欢迎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

研究如何解决中日历史问题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国外交中,对美对日外交成为所谓“重中之重”。近年来有些变化,对美对俄外交成为“重中之重”。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只设立了两个国别研究所:美国所和日本所,这充分反映了在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高度重视的是对美对日外交。那么,今天日本是否还是中国大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是否还是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交叠的特殊国家?中日关系是否还是一个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极具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一对双边关系?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应该说,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开始,我们就对日本特别的“在乎”,其主要原因不外是周恩来所说的“两千年”与“五十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当然,这是带有比喻性的外交语言。其实,“两千年”当中也有长期的对立。中日之间这种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成为我们一直以来对“一衣带水”邻国日本特别“在乎”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治代表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事。日本一挑事,中国就强烈反应,而中国的反应越强烈,日本右翼的影响就越扩大,靖国神社就越兴旺。因为一个小小的神社居然能在13亿人口的邻国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捞取政治资本和扩大影响力的手段。记得2005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右翼甚至期待被激怒的中国民众做出过激反应,从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

  今后,中国反对日本主要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则立场决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是否需要研究一下,我们能不能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对日本右翼这批“历史无赖”的频频挑衅,我们不要给它做“扩音器”,不能形成一种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要盯住日本领导人迈向靖国神社的脚步,以此来丈量中日两国关系甚至东亚地区形势。现在,一些日本人常说中国在“打历史牌”,其实真正在“打历史牌”的是日本。他们就是要利用“打历史牌”来故意激怒中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左右中日关系的走向,扩大自己的市场和影响力,打压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而我们义正辞严地抗议和说理,对日本这帮右翼“历史无赖”来说完全是“对牛弹琴”。

  至于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方式,既要真正打痛活跃在日本政坛和论坛上的右翼,又要得到广大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可,确实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勇气来进行顶层设计的问题。笔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就是一个可以真正打痛日本右翼的举措。今后,我们要以一种藐视和鄙视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尽量避免满足日本右翼历史无赖“扩大影响”的预期,至少不要动不动就给它上某些报纸的头版头条,做某些电视频道的评论焦点。我们要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日本右翼就是要故意气你激你甚至引发中国人的“内斗”,比如让一些民众怀疑甚至反对政府立足于国家利益制定的正确对日外交方针。

研究“中日国力国情的比较”

  从经济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重视中日关系还因为日本是我们邻国当中唯一的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要学习日本发展的经验。1979—2008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约3万亿日元的贷款和其他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数据,1820年时中国GDP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1倍,在日本明治初期的1870年中国GDP规模仍相当于日本的7—8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中国陷入了“文革”十年动乱,到1980年,日本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3.5倍。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名义GDP一度达到中国的8.7倍。可以说,当时中国重视对日关系恐怕也与当时中日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有关。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2014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293.6倍,也就是近300倍!而日本经济则因泡沫破灭而陷入了长期停滞,中日经济规模的差距急剧缩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9年中日名义GDP规模终于发生逆转,同年中国名义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名义GDP进一步增加到约为日本的2.25倍。今后,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的幅度和倍数将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府2010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按市场汇率计算将相当于日本的4倍。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预测,2050年中国GDP规模将达到日本的近7倍。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变化两次发生逆转,从1870年相当于中国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反转为1980年相当于中国的8倍多,又反转为2050年再次仅相当于中国的七分之一。

  这表明今后一二十年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相比的“相对小国化”进程完全可以预期。尽管今后相当长时期日本仍是大国,但事实上中国似乎已经不再把它当作“重中之重”的大国看待了。然而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仔细斟酌,不宜过早下结论。日本不仅在GDP上居世界第三,而且从综合国力上看也依然是大国。因为除去GDP数字,我们判断日本是不是“大国”,还要看日本其他方面的实力,特别是日本的科技实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这个差距不可小觑。今后日本通过武器出口,有可能释放其军工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巨大潜力,很可能成为需要我们认真对付的军事上的对手,而且武器出口也可能缓解日本经济规模缩水的进程,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研究“安倍强推安保法案以后的东亚地区形势”

  在日本经济规模趋于“相对小国化”的同时,安倍政府为实现“强大的日本”而采取强推安保法案、松绑武器出口等举措,正在推动日本军事上的“相对大国化”。所谓军事上“相对大国化”是指安倍为了落实安保法案,行使集体自卫权,正在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内容和范围。这项行动必然会扩充自卫队的兵力,增强武器装备,并与武器出口一起,刺激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受美国控制等因素影响,日本尚不可能像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那样拥有陆基洲际核弹道导弹、潜射核弹道导弹和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攻击性核力量。这种力量是日本可以用来对付美国的力量,美国当然不会容许日本发展。美国只允许日本拥有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用于攻击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自卫队充当“美军替补”所需的常规武器装备、武器技术和武装力量。

  安倍落实安保法案需要过两“关”:财政关和“流血关”。据2015年4月IMF统计,2014年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例在列入统计对象的183个国家中名列第一,为246.42%,比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177.19%)还要高。从历史上看,二战后英国债务余额对GDP比例也仅为240%,日本在二战末期为204%,而现在的日本竟然是246%多。因此,目前日本财政困难之严重可谓“史上罕见”。然而背负着如此财政重担的安倍却还要将日本变成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真是太不自量力。可以预见,以强推安保法案为主旨的“安倍军事学”与步履蹒跚的“安倍经济学”之间的矛盾终将爆发出来。另一方面,依据安保法案,日本可以向全球出兵,这使“少子高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年轻人减少很快的日本社会对不断扩大的兵源需求难以承受。在海湾战争中日本被美国批评说“只出钱不流血”,实施安保法案后,日本再也不能回避在海外流血。而从日本国民对安保法案的强烈反对浪潮看,这个“流血关”不那么好过。从美国的角度看来,日本要与美国结盟,不能只出钱不流血,美国的想法显然是“美国人为日本流血,日本人也要为美国献出生命,这才叫同盟”。

  走向“正常国家”是日本统治阶层的长期战略目标。早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初就将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作为其奋斗目标。几乎每一届要“有所作为”的自民党内阁、包括民主党的中间偏右内阁,都要在走向“正常国家”道路上立下自己的里程碑。例如,小泉纯一郎内阁制定的“有事法案”;民主党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内阁相继上台后,将他们在安全战略方面做的事情与安倍现在做的事情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与安倍完全是“志同道合”,如出一辙;野田内阁树立的里程碑就是将钓鱼岛“国有化”;现在看,安倍内阁树立的里程碑就是安保法案,估计他在实现这个以“修宪”为最终目标的“阶段性成果”之后,很可能会“消停”一个时期,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方面。这正好与中国正在狠抓的经济转型相契合。因此,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以来中日关系趋向缓和的势头在今后一个时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随着中日双方更多关注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即“共同利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或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这不意味着今后几年日本右翼不会利用安保法案来对付中国。笔者认为,今后安保法案的第一步“重棋”可能是在南海和台海。日本防卫厅长官已经在2015年9月15日表示,“在安保法案成立后,如何参与在南海的活动是防卫省需要研究探讨的课题”。这已经在暗示南海问题将可能是落实安保法案的第一个重大行动的对象,但这当然是有条件的,不至于很快采取行动,日本至少需要等待两个时机。

  第一个时机是美国在南海挑起重大事端,中美发生冲突。南海问题是中美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尽管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美,中美领导人都表示要拒绝“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事态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10月下旬中美元首会晤后便发生了美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海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的事件。尽管如此,美国奥巴马政府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挑衅行为,但2016年大选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也可能不会那么“缩手缩脚”了。记得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曾说过“南海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或许代表了美国共和党的观点。而且,2016年不仅有美国大选,还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这有可能会使中国周边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南海、台海乃至东海,都可能成为中美或中美日的潜在战略冲突点。

  作为美国的铁杆同盟国,日本会迫不及待地参与到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来。除了有意配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外,其实日本在考虑自身的战略利益。日本有媒体报道说,现在每天有350艘轮船从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其中有四分之一属于日本企业。有学者认为,如果日本海上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导致日本的运输船舶都需要军事护卫,那么,日本的经济规模将可能缩小到现在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敌国的直接攻击,日本经济也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日本认为当今世界在实力和意志上具备为日本海上生命线提供保护的只有美国。因此,加强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合作,是日本维护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日本生存的需要。

  此外,以史为鉴,一旦中美在南海或东海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右翼将可能很难抑制住像当年甲午战争那样,通过战争手段再次打断中国和平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冲动。总之,日本很可能是在期盼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以便自己从中渔利。安倍政府如此急忙地强推安保法案的理由之一,就是为“合法地”参与可能发生的中美在南海的军事较量做准备。

  然而,美国当然不会轻易采取战争手段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和中国相互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实行“互利双赢”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也给美国带来重要利益。日本右翼力量瞄准的是,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趋于停滞甚至陷入麻烦,中国经济增长不再可能给美国带来重要利益的情况下,美或可能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一旦这种情形成为美国现实的战略选择,日本正好可以此作为落实安保法案联美制中的第二种时机。日本右翼瞄准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1%。

  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是美国期待中日对抗以便美国从中渔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期待中美对抗以便日本从中渔利。我们要想阻止任何企图在亚洲挑起战争的一方得逞,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搞好自己的事情”,不让美日利用我们内部的问题趁火打劫,与此同时在周边尽量减少乃至消除“敌国”的存在。然而,要防止美国利用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趁火打劫,在外交上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真正实现与美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换句话说,要使美国真心接受同中国确立“新型大国关系”。

结 语

  除以上关于中日关系的五大研究领域外,笔者认为研究中日关系还必须注重研究方法的学习。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和题目。日本问题研究要为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为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现代化服务,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研究应该促使中日关系朝有利于形成中国实现百年目标所必须的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方向发展,而非相反;日本研究应该促使中日经贸关系朝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科技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非相反;日本研究应该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继续切实吸取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二是要不断学习新东西,扩大知识面。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不断涌现新问题、产生新事物、形成新知识的研究领域,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不断跟踪新问题、追求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比如,福岛核事故、日本武器出口等等,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信息,注意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营养。美国有一家重要的战略研究机构,巧妙地召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自然科技人员一起来研究战略问题,因为战略问题必然是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三次提到“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革命时代,如果研究战略问题的学者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素养,那么,这种战略研究往往会流于肤浅。

  三是50岁以下的年轻研究人员除了日语之外,至少还要再掌握一门外语,特别是英语。为什么要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英文资料往往比日文资料更丰富,另一方面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从安全、战略等领域看,研究日本不可不深入了解美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版权所有@2010 京ICP备050369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