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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

作者:杨伯江   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   时间:2019-02-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全文约2万字)。

  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中国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基于从国际关系史例中抽象出的理论定义,严格意义上“标准的”三角关系有其国际体系、国家间交往层次上的前提条件,以及国家层次上关于所涉三方各自行为的前提条件。就前一层次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需要具备三项条件:其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既非纯粹合作,也非纯粹对立,而是处于合作与对立彼此交织状态;上述基本关系同样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有重要的变动,而非基本不变甚至没有足以令人广泛注意的波动;其中任何一国有关对外政策的重大变更,都会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对外政策及整个三方关系造成巨大影响。就后一层次即国家层次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需要具备两项条件:有关三方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三国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及权谋外交(diplomacy of maneuver)视为三边关系的一大特征。按此标准衡量,无论是20世纪前期的中美日关系,还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中美日关系,均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

  相较上述狭义观点,中国学术界普遍更倾向于广义界定,认为判断中美日三国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其一,中美日是否构成亚太地区的三极,并形成三边关系?其二,三对双边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密切互动关系?其三,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是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影响到三国与“三角”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据此标准,可以认定:在近现代亚太地区多边国际关系格局中,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初的近20年间(即至一战结束)。一战后,随着“外太平洋势力”的衰落,中日美分别作为弱而大、小而强、强而大的三个重要国家,出现于亚太并构成该地区的“三极”。三国之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到三国与英俄等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中美日三角关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中日、中美相继建交,日本在同盟中实力地位上升,中美日三角呈互动增强态势,但明显带有不平衡、不等边特点。冷战后,随着俄罗斯势力从本地区大幅退潮,亚太战略格局中,中美日关系成为最具现实影响力的一组三边关系,不仅左右地区力量结构与战略走向,也制约着其他双边及中日俄、中日印、中日韩等三边关系的发展演变。“尽管在形式上并不存在一个机制严谨、规则明确、运作规范的中美日三边互动机制,但中美日关系的战略性调整及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无不以其他一方或两方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作为参照系,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具有地区战略影响的三角关系,并作为一个整体以其演变左右着亚太地区的国际战略格局。”在客观上,中美日之间,一国战略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调整,都对另外两国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在主观上,三国也都具有明确的三角互动意识,任何一国在制定实施对外战略和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对另外两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

  无论对照上述广义还是狭义的“三角”定义,都可以看出,在经过21世纪头十年美国扩大国际反恐、偏离传统地区战略轨道以及小泉纯一郎下台后日本政治乱象导致的短暂休眠期后,中美日三角自2012后恢复活跃,各方的“三角运作”意识更强,政策作为更加积极,战略互动更为频繁,三角整体联动性明显趋强。

  (一)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地区格局变化与态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对美日同盟战略决策形成重大、直接影响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三年后即达到日本的1.8倍。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设立丝路基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进入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世界格局观及对自身国际地位、国际角色的认知发生深刻变化,从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一员”、邓小平时代的多极世界的“一极”发展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东海、南海果断维权,东海巡航实现常态化,并于2013年11月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一带一路”对重塑中美日力量格局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投资持续扩大,出口迅猛增长。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1995年仅为2%,2015年上升至14%,对“曾经的中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达到1/3左右。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2016年中国企业在沿线61个国家承接的建设项目达12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6%,占对外承建项目总额的51.6%。在美日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不光是“硬件的、有形的”,更是“软件的、无形的”,它不仅包括大量从中国走向世界各地的海量“设施联通”,而且还有附着于设施之上的技术标准的普及、卫星情报网的整备、电子商务网络的构建,以及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包含多方面内涵的“一带一路”构想,引发了本质为如何应对“中国式全球化”的空前挑战。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推动区内盟国及安全伙伴对华多边制衡

  2013年1月奥巴马总统进入第二任期,受内政与中东问题牵制,“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强度有所弱化,调门有所降低,更强调集中于“可实现的目标”。当年9月,奥巴马在联大发表演讲,强调将在剩下的任期内推动解决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并为巴以关系缓和寻求新突破。与此前相比,“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现三点重要变化:一是在安全领域更新、扩展盟友和安全伙伴体系,强化三边及多边合作,利用“亚洲内部不断扩展的双边安全关系”,“将传统盟友与新兴伙伴连接起来”,促进地区“安全关系网络多元化”。二是战略手段上更重经济,强调经济、外交、均势、价值观等手段的综合平衡运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推进“再平衡”的战略支柱,将加速完成TPP谈判并获得国会批准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三是战略地域范围出现扩大趋势,开始向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兼顾的方向转变。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出台《防务战略指南》(简称“指南”),将之前的“重返”(pivot)一词正式改为“再平衡”(rebalance)。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在“指南”的前言中明确表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仅包括太平洋,也包括阿拉伯海。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继续提升区内盟国的战略地位,包括推动盟友之间的和解合作。2014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明确将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关键盟友”的安全合作,深化与新加坡、越南等“关键伙伴”的防务联系。同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奥巴马以美日韩三边峰会形式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自两人上台以来的首次会面。美国对“关键盟友”的重视还体现在推动日本发挥“桥梁作用”,发展与缅甸等地区“支点国家”的安全关系,扩展与印度等安全伙伴的军事合作,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海上安全装备、建立培训基地,推动亚太同盟体系从“轴辐”向“网络”转型。

  (三)日本政治恢复稳定,安倍内阁追求“全面正常化”,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显现出战略自主性

  2012年12月,自民党籍的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自2006年9月小泉下台以来“七年七相”、执政党两度更迭的政治乱象至此结束。对“全面正常化”的追求体现了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随着安倍“超长期执政”模式的开启,表现出极强的战略稳定性和持续性。安倍内阁以安全防务领域的“改革”为抓手推动国家战略转型,2013年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实际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从部署常规高端武器装备等硬件、突破政治禁区等软件同时入手,渐次补齐国力结构的短板,强化军事实力与战略行为能力,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影响有所上升。从中美日三角视域分析,日本的作为实际是为满足“三角”成立的基本要件:阻止日本一方综合实力的持续下滑而导致三国之间实力对比进一步拉大。而且,日本在维护综合实力地位的同时,开始显示出战略自主性。

  “如果用三角关系在理论上的诸项先决条件来衡量,也可以大致证明1972年以来中美日关系的非三角性,而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在于:日本缺乏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与此相关,美日关系的基本性质始终是美国支配或主导的全面联盟。”但事实上,2012年后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独立意识与政策举措都明显走强。安倍内阁强化日美同盟,与强化自主行为能力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日本战略转型中的“显性主线”,后者构成“隐形主线”,前者掩盖了后者,但归根到底服从、服务于后者。正如战后日本反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来自左翼和右翼阵营一样,无论是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战后外交总决算”,还是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同样都体现出日本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依据、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诉求。在这一点上,中美日关系已经达到上述狭义的“三国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三角标准”。

  (四)美日关系走出低谷,同盟重返“正轨”,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对华”不平衡态势加剧

  在奥巴马首个任期的四年里,日本先后经历了五任首相——自民党籍的麻生太郎和民主党籍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以及2012年底梅开二度的安倍。“短时间内东京领导层的频繁变更导致同盟的困难和紧张”,美日关系出现起伏。特别是鸠山内阁时期,日本外交尝试从以同盟为中心转移到以亚洲为中心,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日美围绕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核密约”事件裂痕加深,同盟关系受到冲击,直至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才逐步恢复正常。

  2012年底自民党重新掌权,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对抗加剧,而日美同盟得到恢复和加强。进入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有所上升,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若干政策动作的“反击”不力。“华盛顿的政策圈变了,开始倾向于认为‘迄今为止的对华接触政策是错误的’,‘中国在富裕起来之后也不会实行民主化’。”“中国强势论”“另起炉灶论”等新的政策话语出现,要求全面修正对华战略。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对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采取模棱两可、实则怀疑和不接受的态度;继续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和领土争端,采取带有明显偏向性的立场,并更多地将盟友和安全伙伴推向对华前台。2014年4月,奥巴马在启程访日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宣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防卫,并支持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首位就这两个问题明确表态的美国现职总统。奥巴马“强烈支持”日本要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对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充满期待”,承诺美国将与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2015年4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两国作战协同范围从1978年版的“本土防卫”、1997年版的“日本周边”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无缝对接”。

  总之,自2012年开始,在各方实力对比持续变化、战略政策调整加速的内在驱动下,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美日同盟走出低谷,三角陷入“美日对华”的严重失衡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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