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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作者:张晓磊   来源:原创首发   时间:2017-08-07

  习近平同志自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作出了30多次涉日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对日外交思想。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鲜明特色。本文试图分析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性运用和发展。 

一、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说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的重要标志,是因为: 

  (一)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对外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关键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解决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问题,明确了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战略策略、机制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日关系的时代特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同样面临新课题,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又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非凡的政治气魄,引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行。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勇于提供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是在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已经走过了“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我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个三十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现在正进入第三个三十年。新的三十年,在前“两个三十年”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治理将迈上一个大台阶,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全局在胸,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大局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新水平。 

二、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是立足中日关系现实、解答中日关系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 

  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倾听时代呼声、深入社会实践、回答现实问题,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实践精神是同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是社会实践的呼唤和折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呼吁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强调只有立足时代、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习近平同志对日外交思想植根于中日两国交往的实践,以实践需要为导向、以回答现实问题为中心,是立足中日关系现实、解答中日关系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 

  近些年来,鉴于中日关系发展中问题频出的现实,关注中日关系的人士最大的困惑就是中日关系发展的目标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中日友好是否已经过时,甚至还有中日必有一战的极端思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坚持并继承和发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对日友好思想,从而解决了中日关系在新时期外交实践中的最大问题。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但中日友好仍然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之间仍然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早在1954年,周恩来同志会见日本外宾时就指出,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2000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1]1981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2]面对近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始终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主流论,2014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中日两国2000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大局。2015年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再次强调,中日一衣带水,2000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3]如何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朝着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根本目标迈进成为新常态下发展中日关系的首要问题,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解决上述问题指明了方向。首先,身体力行通过高层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政治关系与国民感情日益陷入互相形成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之中,越是在这个时候,两国的政治家越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通过高层的政策调整和引导,止住两国国民感情不断下滑的趋势。早在2011年5月5日会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时就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的有效方式。开展中日各领域的民间交往,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也可以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内涵。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4]在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习主席亲力亲为助推中日民间交流的举动在日本引起广泛好评,赢得了日本民心,同时也创新了向日本国民宣示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主张的良好方式,体现了习主席作为政治家高度的政治智慧。其次,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前提和路径,规劝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与我相向而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的,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三、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是遵循中日关系发展客观规律、驾驭中日关系复杂局势的辩证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解决现实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思考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求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是遵循客观规律、驾驭复杂局势的辩证哲学。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特别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和矛盾分析方法。强调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等等。例如,习近平同志分别于2014年7月7日、9月3日、12月13日、2015年9月3日参加四次与抗战或国家公祭日相关的重要仪式或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四次讲话就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一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将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区分开来,保持了政治家应有的政治理性,在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二是重点批判日本右翼分子,对日本坚持错误史观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判,全面揭露了日本右翼政客们的丑恶嘴脸,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展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历史担当。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尤其是中日关系经历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在多个场合不断向日方提醒和重申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以及中日关系的这一基本定位。2013年1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指出,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同年9月5日,他在与安倍简短交谈时强调,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年9月3日,他在出席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5年4月22日,他在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5]这些重要论述,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总之,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他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思想,充满实践精神、人民情怀、问题意识、世界眼光。这种哲学不是在书斋或学院里构筑的“体系哲学”,而是回应时代、扎根实践、关注问题的哲学。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日关系问题、阐释中日关系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对日外交思想,无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1]田恒:《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49-750页。 

  [3]4 

  [4]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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