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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深度专访:杨伯江论半岛形势

作者:束沐   来源:中评网2017-05-28   时间:2017-05-31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任,朝鲜半岛局势危机不断升级,朝方先后进行数次导弹试射,并一直声称要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方也不断对朝喊话,美韩军演升级,而中方则呼吁遵守安理会决议,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并向提出“双轨思路”与“双暂停”的政策建议。如何看待这一轮围绕半岛问题博弈的各方言行?朝核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伯江近日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
  针对文在寅就任韩国新总统后的半岛形势,杨伯江预判,文在寅上台可以为各方找到能共同接受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争取一些时间。但他注意到,近年来半岛南北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对抗程度更深,对峙格局进一步固化,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他认为,各方要正视困难、充分评估、增强紧迫感,抓住韩国对朝政策变化带来的有利契机,抓紧把朝核问题推上和平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  

  杨伯江对中评社表示,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处于两轮博弈的间歇期,而朝美双方此次都押了空前大的赌注,边缘战术越走越边缘。他认为,特朗普团队对朝核问题还处于学习认知过程之中,美方的相关举动是基于对朝鲜核导能力增强的研判,而朝鲜也看清了特朗普的红线。他指出,朝鲜挟核自重与改善国际环境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但朝方不会放弃核武这张牌,美朝关系虽难以根本性突破,但仍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在半岛问题中的角色,杨伯江分析,日朝地缘相近、长年交恶,日本社会民众对朝鲜核导确实心存疑惧,而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利用民众这种心理渲染朝鲜威胁,为谋求军事安全领域突破创造条件。日本虽不公开否定六方会谈,但借朝鲜绑架日本人等双边议题牵绊六方会谈整体进程,热衷对朝强硬制裁。2006年、2012年两次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尤其如此。  

  杨伯江指出,当务之急是正确解读、全面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及其精神,推动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认为,朝核问题的根源在于集东北亚地缘政治矛盾于一身的“朝鲜问题”,只能以综合性方案谋求解决。中国一直在努力发挥积极、建设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不是无所不能的哆啦A梦,中国的道义担当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推卸历史责任的借口。

  

    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在寅上台后的朝鲜半岛局势?  

  杨伯江:文在寅上台能对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起到缓解、缓和的作用。从竞选阶段的政策宣示看,文在寅表示愿意与朝鲜展开对话,重启南北经济合作。面对韩国政府这样一种新姿态,朝鲜将进入一个密切观察、综合研判、决策应对期。至少,第六次核试验的时间会由此而推延。同样,面对韩国新诞生的左派政府,美国也要好好看一看,也要评估、拿出政策。所以,文在寅上台,至少可以说为各方找到能共同接受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争取了时间。  

  但是,局势的缓和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目前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危机暂时得到控制,离解决问题还有十万八千里路要走。只要朝核问题、朝鲜问题不解决,或者至少各方就解决问题的路径达成共识,半岛局势就不可能真正缓和、稳定下来。在这一点上,要有清醒认识,要看到难度。  

  一是从美韩同盟关系结构看,韩国更多地是“棋子”而不是“旗手”。美韩之间只能是“狗摇尾巴”,而不可能是“尾巴摇狗”。韩国是美国的盟友,它在美朝之间并非“中立的第三方”,绝做不到超脱。所以,文在寅所说的韩国要在美朝之间发挥“纽带”作用,主导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而“盟友和邻国,包括美国,应当扮演一个支持我们领导地位的角色”云云,首先在美国那里就很难实现。美国在老布什时期曾采取过半岛问题“内部化”政策,结果证明是失败的,今后越发不可能对半岛局势放任、撒手。 

  二是朝鲜在核导、“停和机制转换”等战略安全大问题上历来不以韩国为谈判对手。这既与历史事实有关(韩国不是1953年停战协议签字方),更是由朝鲜现行对外战略目标决定的。朝鲜最终要的是朝美关系的正常化,要通过获取美国的“平等对待”改善外部环境,生存、发展下去。朝鲜倒是可以与韩国谈重启经济合作、谈离散家属团聚问题,但经济合作如何与联合国安理会多个对朝制裁决议精神保持一致?特别是,经济合作会让美国的对朝“包围圈”出现缺口, 美国会怎么反应?  

    三是韩国自身因素的牵绊。韩国社会在对外态度上也是撕裂的,在“近北(朝鲜)”与“亲美”之间荡秋千,而且变得比较快。从金大中、卢武铉到李明博、朴槿惠,基本是两任一变。民意留给文正寅的时间恐怕不多。加之朴槿惠案正在审理、“官商勾连”为万夫所指,在这样的国内气氛下,与当年金大中、卢武铉时期相比,韩国政府对企业财团的指挥调动能力实际上是明显削弱了。
  更重要的是,与金大中、卢武铉时期相比,朝鲜半岛南北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对抗程度明显更深了,对峙格局进一步固化了。韩国已经部署了“萨德”,去年与日本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正在加速“嵌入”到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之中;朝鲜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在以朝鲜为一方、美韩为另一方的对抗战中,双方都在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巩固自己的城防,半岛安全困境从“冰冻三尺”走向“冰冻五尺”,越来越积重难返、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当然,讨论这些困难的出发点不是要各方放弃努力,而是要正视困难、充分评估、增强紧迫感,抓住韩国对朝政策变化带来的有利契机,抓紧把朝核问题推上和平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  

  中评社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朝鲜何时做出“大动作”是外界一直在猜测的话题。4·15 “太阳节”没有进行核试验,次日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导弹试射,4·25“建军节”也没有,之后的4月29日还进行了一次射向朝鲜内陆、但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导弹试射。您怎么看朝鲜半岛的这一轮博弈?现在有人认为,朝鲜半岛形势是“狼来了”的剧情,您对此怎么看?  

  杨伯江:这一轮美朝的博弈,从3月朝鲜试射、美国加大威慑开始,到4.15朝鲜“太阳节”达到顶点,然后以4·25朝鲜“建军节”为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标志就是朝鲜没有如外界所担心的那样,在“太阳节”或者“建军节”进行核试验或者试射远程导弹。接下来,美朝双方都会对过去这段时间的较量及新因素的注入作出综合评估,以决定下一个回合如何展开。其间,5月9日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为下个阶段美朝博弈、半岛局势增添了最大的新变量。目前的局势就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可以说,是处于两个回合之间的间歇期。 

    中评社记者:既然您认为现在处于两个回合之间的间歇期,那么,您认为刚刚过去的一个回合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有别于以往美朝博弈的特点是什么? 
  杨伯江:最大的特点是,双方都把赌注押得空前地大。比如朝鲜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在此之前3月份进行了导弹试射,以及不断释放信息要进行核试验等。美国的狠招就更多,包括3艘航空母舰战斗群要聚集在朝鲜半岛周围。不管这是不是假新闻,但特朗普确实是这样造势的。在我印象里,这么多航母战斗群齐拥半岛的架势,在以前并不多见。这次的紧张程度超过了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美朝双方都在走边缘,而且越走越边缘,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具备了现实危险性,有一触即发的味道,形势较以往更紧迫、更具危险性。如果这么一直沿边缘走下去,很可能真的酿成冲突。  

  中评社记者:这个回合之所以能告一段落,一方面是朝鲜并没有进行导弹试射或者核试验,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方面也在“习特会”后释放出一些信号,如“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寻求武力以外的任何手段”等。您如何看这位美国新总统的对朝政策思路呢?  

  杨伯江:特朗普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新领导人,他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往往被人们以一个词来概括:不确定性。但同时恐怕还要加上另外几部分因素综合考虑:一是体系性。美国的政策决策过程,不光是总统一个人意见的体现,还有政府各部门机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决策体系。二是“延续性”。美国对朝政策从属于它的总体战略,涉及地区战略、大国关系、国际核不扩散、本土安全防务等等,这么多年来是存在延续性的。三是“非整合性”。特朗普团队确实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自修也需要被“上课”;而且各部分之间沟通协调得不是很好。四是朝核问题、朝鲜半岛形势本身的发展变化。  

  朝鲜在2016年进行了2次核试验,再加上它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美方的评估较以前更加严峻。美方评估朝鲜不但有核武器,而且可以实现小型化,并可以通过搭载运载工具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这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本土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这样的评估在过去是没有的,至少没有这么明确。所以,在这样的评估之下,美国对朝核问题的关注度更高了,朝核问题在它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中的排位更加提前了。从这点来说,美方现在的反应可能与特朗普本人就关系不大了。换言之,可以说谁当美国总统都会是这样反应。美国对朝核问题的形势判断更严峻,态度也更严厉。特朗普声称对朝鲜没有红线,但我认为他已经划出了一条红线,那就是朝鲜不得进行核试验、不得进行远程导弹试射。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4·15或者4·25当天朝鲜进行了核试或者远程导弹发射,那么就很可能就会引发军事打击。不过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窥见到,朝鲜还是有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的。 

    你刚刚讲到,之前有美国官员说“不寻求政权更迭”,“寻求武力以外的任何手段”,但此后不久又有一些相反的声音出来。这也暴露了特朗普团队对朝核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艰巨性还处于学习认知过程中。同时,团队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而且沟通协调得不好。3月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韩国、日本,据国际媒体报道,期间他居然没有到美国驻这两个国家的使馆。这很罕见。
  中评社记者: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这对矛盾的另外一个主角:朝鲜。您能否分析一下,朝鲜短期内对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他想在与美国博弈的过程中最想要得到什么?  

  杨伯江:确实,这是一个思考解决朝核问题的前置性课题,可惜在国际上由于朝鲜不掌握国际话语权,换句话说,美国嘴巴大,朝鲜嘴巴小,对此深入分析、客观报道的不多。朝鲜的终极目标可以概括为:挟核自重,以此为后盾与美国进行所谓“对等谈判”,来换取其生存和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  

  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半岛处于南北分裂状态,美国、韩国与朝鲜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垮台后,朝鲜失去了过去阵营盟主苏联的庇护,失去了苏联东欧市场,它和背靠美国的韩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明显越来越失衡。在与美国长年交恶的情况下,朝鲜无法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借助外部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比如它没有办法从国际机构进行融资,也没有办法和外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印象中,美国存在100多个国内相关法律,会对朝鲜产生影响,导致对朝鲜的制裁、封锁,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与朝鲜进行经济往来。这些法律并不都是专门针对朝鲜制定的,但是会涉及到朝鲜,或者说朝鲜“适用于”这些法律。鉴于美国在国际社会龙头老大的地位,这些美国的国内法,对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日韩与朝鲜的关系也是一种禁锢。  

  中评社记者:想追问您的是,您刚才所说的朝鲜的这个目标,与各大国所坚持的“无核化”目标在本质上是相抵触的,尤其是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制裁,朝鲜国内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这样的政策主张是自相矛盾越来越凸显,那么您如何理解朝鲜最高层的政策预判和思维方式? 

    杨伯江:这里确实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即,对朝鲜来说,追求核武与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合作进而自我发展经济,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但是,我想朝鲜有几个逻辑决定着它要继续这么做:
  第一,朝鲜认定美国是问题的关键。从冷战时代起,朝鲜与美国周旋多年,越来越认定只有“撬动”美国,才能有效改善整个外部环境。冷战后,朝鲜也曾尝试过它自己称之为“调整”的改革,譬如2002年“七一措施”,但随即,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10月访朝后第二轮朝核危机爆发,“调整”无果而终。朝鲜不断对美国展开“边缘性碰瓷”,说到底目的还是要触发美国的反应、然后进入一场交易,而不是玉石俱焚。但是,朝鲜采取的是开发核武器这样的极端手段,这就殃及池鱼,引发了严重的地缘安全风险。  

  第二,自从冷战结束初期制造出第一轮朝核危机以来,朝鲜已经为核导发展做了大量的投入,现在可以说已经走到半路上,很难轻易回头。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也就越发不会罢手。在技术角度上,它一旦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不断通过试验来完善技术。  

  第三,反过来说,在朝鲜看来,在美朝关系的现状下,如果朝鲜不进行核导开发,是否就会获得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呢?未必如此。站在朝鲜的角度,它或许是看透了、看穿了美国需要一个“捣乱的朝鲜”。因为只有朝鲜威胁存在,美国才能名正言顺地保持在日韩驻军,才能维持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保持对这个地区的战略掌控力。  

  第四,朝鲜从自身经历、从某些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教训:不能轻信美国,不能轻易撒手核武器。美朝敌对几十年,相互信任值为零。1994年10月,美朝双方达成日内瓦核框架协议,但之后美方并没有忠实履行协议。当然朝鲜也没有。美国每年提供给朝鲜的50万吨重油迟迟不到位,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牵制。而且后来有美国学者撰文分析,克林顿当初与朝鲜签署框架协议本身就是权宜之计——他判断朝鲜政权撑不了太久。在此期间,中东有的国家放弃了核武器,但最后还是被美国“更迭”了。这些都给朝鲜以强烈的心理暗示——核武这张王牌一定不能丢。 

    中评社记者:既然如此,朝核问题现在这么剑拔弩张,是否会有峰会路转的可能?特朗普任内朝美关系是否会出现突破性进展?
  杨伯江:从90年代初第一波朝核危机爆发,到现在20多年的历史,朝核问题呈现出周期性爆发、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危险系数越来越高。目前这一轮博弈相当紧张,令人窒息,但美朝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从朝方看,它不以战争、鱼死网破为最终目的。从美方看,特朗普上台百余天,外交方面并没有当初预想得那么顺利。美俄关系并没有顺利改善,最近F-35又到了爱沙尼亚,美俄双方围绕北约东扩的矛盾在复燃。奥巴马时期搞定的伊核问题出现反覆,美俄围绕叙利亚问题的较量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东北亚的地缘战略格局与中东不同,大国环伺,利害交错,这对特朗普对朝动武构成重要制约。朝鲜的核能力确实在升级,美国的研判越来越严峻,朝核问题在美国地区战略、安全战略中的排序在提前,但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是另外一个问题。动武当然不是、也不能是优先选项。  

  但是反过来,美朝能否短时间内实现突破,彻底改善关系、相互拥抱对方?这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朝鲜的目标是要成为“远东的以色列”,即与美国建立特殊同盟关系。如果这话属实,那朝鲜的评估就是失误的。东北亚不同于中东,朝鲜也不是以色列。美朝之间的“不对等性”是客观存在的。对朝鲜而言朝美关系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价值的,是事关生死存亡的,而美国对朝鲜、对朝核问题主要是从以下几点来看的:一是一定要消除朝鲜这样一个敌对国家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威胁;二是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NPT);三是要防止朝鲜拥核引发地区核扩散,无论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地区拥核,都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面对美朝关系,朝方的战略诉求、潜在期许比美方要大得多、高得多、强烈得多,这种错位与反差,决定了美朝之间不可能榫卯相契、鱼水和谐。  

  中评社记者:最近我们在采访专家的时候,听闻前一段时间日本对舆论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炒作是最多的,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这个现象?日本对这一轮朝鲜半岛博弈的立场与思维是什么样的?  

  杨伯江:朝核问题、美朝博弈导致了东亚地区局势的紧张与不安,从这个角度说,区域内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是受害者。日本社会民众对朝鲜发展核导确实存在着疑惧情绪,原因既源于历史也源于现状。从历史看,直至二战结束,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了长达35年的残暴的殖民统治,朝鲜包括韩国在历史上对日本怀有深仇,日本欠了账。从现状来看,除巴勒斯坦之外,朝鲜是唯一和日本没有建交的国家,双方关系长年紧张,而在地缘上又近在咫尺,所以日本民众害怕、担心朝鲜的核导。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保守派政治家恰恰是利用了民众的对朝疑惧心理,通过渲染朝鲜威胁,来为强化军备、增加防务预算、在安全政策领域搞突破提供合法性借口。这在过去20年看得非常清楚。 

    仅举两个例子,第一,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日本国内顿时哗然。就是以此为由头,小渊惠三政府开始与美国联合研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第二,2006年,小泉纯一郎即将卸任,当时首相职位的竞争者主要有两人,一个是安倍晋三,一个是福田康夫,但就在当年7月,朝鲜进行了导弹试射,日本国内又是一片哗然。一向对朝强硬的安倍晋三借机渲染,在选战中明显占据优势,福田康夫于是宣布退出。可见“朝鲜威胁”的氛围在日本国内制造出的政治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次危机高潮期间,安倍在国会发言,提出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并可能搭载到核弹头上对其他国家实施攻击。此举渲染危机、制造紧张、煽动舆论的味道就很浓。去年11月日韩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在此之前,2014年美国奥巴马政府牵头,与日韩签了三方情报交换协议,日韩要通过美国这个“中转站”间接交换情报——GSOMIA签订后,三方之间情报交换渠道全面打通,日韩不再需要美国作为中介。那么,如果日方掌握了有关朝鲜化武的情报,在当前的交换体制下,美韩理应也掌握了同样的情报,但为什么唯独安倍跳出来爆料?这就很说明问题。安倍一直在把朝核问题作为一个素材,用于军事和安全政策目的。他长期支持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会组织,阻挠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的落实。在他任内,每次朝鲜发射导弹或核试验后,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内容之外,日本都要再单独追加对朝制裁措施。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评价日本在之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角色?您认为,未来如果重启谈判,日本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杨伯江:六方会谈是首次把朝核问题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到一起、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多边外交谈判机制,在东北亚地区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各国所期待的。所以,日本官方并不公开否定朝核六方会谈。如果那样就犯众怒了。但日本对六方会谈的实际态度不积极。六方会谈从2003年启动到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6年间历经波折起伏、断断续续,在这个期间,日本不断有人渲染“六方会谈无用论”。同时,日本官方以双边议题牵绊六方会谈整体进程。所谓双边议题主要是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对朝态度一直极为强硬,2006年9月第一次执政期间对小布什政府要为朝鲜摘掉“支恐国家”帽子不满,美日分歧是导致安倍执政一年便宣布辞职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之前,他在绑架问题上甚至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意见相左。2002年9月小泉访朝后,根据双方约定,被绑架者回国探亲后返回朝鲜,但最后却没有回去。这其中有被绑架受害者家属会的作用,而家属会又是凭借了安倍的支持。

    中评社记者: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角色。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强调坚决遵守安理会决议及其精神。尤其是王毅外长指出,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本身,另一方面各方要以克制的言行促进局势的缓和,这也是符合安理会决议精神的。您认为在美朝博弈的情况下,作为关键性的第三方,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着力点主要有哪些? 
  杨伯江:应当推动朝核各方、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进行全面、严谨的理解、诠释与宣传。相关决议的出台,本身就体现了和平的努力,就是在推动以非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决议的内容是对朝鲜进行制裁,不是授权联合国某个成员国对朝鲜动武,制裁不是动武。朝鲜一意孤行坚持搞试验、试射是违反决议,制造渲染紧张、大搞军事集结也是违背决议精神的。这里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够,主导舆论的往往是西方的声音,不少缺乏完整、客观、理性、公正。  

  不可否认,中国是所有大国中与朝鲜保持联系最多的国家。1994叶利钦宣布废除1961年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000年俄朝签署了“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这其实是一个削弱俄罗斯对朝鲜半岛、东北亚战略影响力的决定。在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朝核等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长线处于上升趋势。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的比较看得很清楚。1994年10月的美朝日内瓦核框架协议是美朝双方签的,随后美国搞了一个KEDO(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以落实协议,俄罗斯参加了,但是中国未在其中。而2002年10月第二轮朝核危机爆发后,中国先是促成中美朝三方会谈,后来又最终促成了六方会谈。中国确实是具有影响和作用的、也一直在努力发挥积极、建设性的影响和作用,努力推动实现半岛、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中国毕竟不是无所不能的哆啦A梦,更不是“包打天下”的超级大国。中国的道义担当,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推卸历史责任的借口。  

  针对半岛危局,中国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创意的“双暂停”方案,这对缓解危机、防止失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长远看,朝核问题的根子在于集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于一身的“朝鲜问题”,唯有深度综合施策方能实现根治。朝鲜“剑走偏锋”搞核导是谁都不能接受的,坚持半岛无核化是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三大原则立场之一,但是朝鲜一意孤行搞核导的深层背景却是值得深思、需要正视的。 

    1975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建议周边四大国对于半岛南北双方实行交叉承认(cross recognition),即中俄(苏)承认南朝鲜、美日承认北朝鲜。认为由大国交互“担保”,分裂的朝鲜半岛就能实现和平稳定。此后,苏联、中国相继在1990年、1992年与南朝鲜建交,但直到现在美日与朝鲜也没有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明显,朝鲜半岛的战略天平多年来在持续向南方倾斜,加之此前就长期存在的孤立封锁,朝鲜选择了剑走偏锋、“以错误对错误”。所以,仅从国际核不扩散等角度、层面看待朝核问题,就很难把握好、彻底解决它。美朝两国关系在基本的、制度化层面上没有改善,彼此缺乏起码的互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承诺什么,比如不对朝鲜实施“斩首”行动,朝鲜也很难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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