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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倍式”修宪进入关键阶段

作者:吴怀中 孟明铭   来源:参考消息2017-01-03   时间:2018-01-08

  2017年,尽管丑闻缠身、内阁支持率频频下挫,但安倍操弄政治权谋,通过改组内阁、提前举行大选等手段,终使局面有惊无险。按当前趋势,安倍在2018年连任自民党总裁并继续执政四年的概率较大,这意味着他很可能成为日本战后政坛任期最长的首相。


  资料图:安倍晋三

出现“安倍一强”怪象

  安倍能够长期执政,一方面是由于其宦海沉浮多年,政治手腕逐渐老道,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日本政治环境的变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由于国势不振,中日GDP对比出现逆转,东北亚局势敏感震荡,日本政治精英陷入重度焦虑,政坛保守化及右倾化加剧,革新及进步势力衰弱,安倍遂被寄予某种“稳定执政”“夺回强大日本”的厚望。此外,从技术因素看,冷战后日本持续数轮的行政及政治改革,特别是在安倍手上进一步形成首相独揽大权的“官邸主导型”格局,权力操纵空间扩大;“小选区”选举制度使得自民党以相对优势实现“赢者通吃”;自民党内“派阀”政治式微,党总裁权重提升,而在野党始终难以聚合重振并挑战自民党地位。种种因素叠加,使得目前日本政局出现“自民一党独大,党内安倍独大”的“安倍一强”怪象。

  安倍执政地位相对稳固后,料将力促修宪进程。其视修宪为“毕生夙愿”,自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已采取种种手段,如释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国民投票法》、通过新安保法等,为修宪铺路开道。2016年夏季参议院选举后,广义上的修宪势力已占日本众参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修宪实际上已从口号转入可操作的现实课题。2017年5月,安倍在宪法纪念日前后公开表示“修宪时机已经成熟”,定下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后完成修宪的目标。10月,安倍为进一步长期执政并为实现修宪赢得时间,提前举行众议院大选并赢得胜利。12月初,日本参众两院先后召开专门会议,启动了围绕修宪的实质性讨论。

加速推进修宪目标

  安倍能否实现二战后日本初次修宪的首个关键因素,在于分别获得众参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赞成票。2017年10月大选后,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在众议院拥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在参议院,自公执政联盟加上赞成修宪的维新会等,原本就占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根据日本主要媒体最新调查结果,10月大选当选的国会议员赞成修宪的达84%。政坛格局对安倍推动修宪更加有利,日方评论认为,安倍是二战后离实现修宪目标最近的自民党首相。2020年前的决战阶段,尤其2018重要开局之年,安倍或将根据以下策略加速推进修宪目标。

  首先,转换战术,降低要求,调整修宪目标,以求达成党际交易和国内妥协。鉴于日本国内对修宪分歧较大,直接修改第9条难度极高,安倍正采用“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路径,给宪法追加容易得到广泛理解的新条款,以“最大公约数”方式达到“动了宪法”的结果。此处代表安倍想法的关键词是:首开先河、达到突破、完成象征、留名历史。

  其次,总体把握,抓住节点,步步推进。从2020年目标完成为倒计时,总体上安倍将加速推进但不排除以部分变通来完成各重要节点的想定任务: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努力使修宪法案在众议院获得表决通过;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批准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完成两院修法程序。此后在规定的6个月之内即2020年初完成国民投票。

  再次,利用外部环境的“一松一紧”,抓住时机,不断加速推动修宪。松是指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总体上默认安倍修宪行为,一路绿灯放行。紧是指安倍政府渲染并利用东北亚(尤其是与中朝有关)紧张局势,以应对危机、保卫国家作为自己修宪的口实。

  当然,安倍推动修宪仍面临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条件。日本朝野以及执政联盟之间,就如何修宪仍存分歧,有待艰苦协商与调和;虽说安倍可能执政至2021年,但时间其实仍不宽裕,一步落空就可导致满盘皆失;2017年安倍支持率的过山车式起伏也清楚表明其执政根基并不稳固,日本主要民调显示自民党胜选完全不代表安倍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日本国内护宪势力与民意仍是不小阻力,半数及半数以上国民不认同修宪或反对修改第9条。

中日关系势必受影响

  安倍推动修宪,理论上属内政范畴,也不代表马上复活军国主义,但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日关系。

  日本现行宪法是与《大日本帝国宪法》诀别后的和平宪法,其第9条规定永远放弃战争权等,保证日本二战后走上和平发展及繁荣之路。“安倍式”修宪并非如德国那样的技术调整,而是在保守及右翼势力的大力推动与支持下,意在为摆脱战后国内体制和国际秩序、调整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提供大法依据。这包括在历史问题、安全防卫、日美同盟等重大领域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及进步主义所依据的法律基础,不可避免地会触动中日关系的敏感神经。

  尤其要注意的是,虽然采取了面对现实的变通路线,但“安倍式”修宪的核心意图从来就是自卫队“合法化”及“国防正常化”,这与谋求日本重整军备及军事复兴密切相关。其中,三个事实及其逻辑延伸,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较大影响。

  首先,即便在未能修宪的情况下,安倍已利用强势权力,藐视宪政常道,架空和平宪法,连续做出推动通过新安保法及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武备、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等实质性的违宪之举。据日媒报道,2017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已在讨论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F-35B隐形战机、远程巡航导弹、组建太空与网络及电子战部队等,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其次,自2012年起,安倍就在多个场合透露修宪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为了在海上威慑中国。也即,安倍是在以一定程度的“中国威胁论”为推动修宪及实现国防自主化提供口实和推力。

  再次,美国鹰派及保守势力不断鼓励安倍修宪,以使日本能够扩大防务作用,分担美国全球战略行动及亚太军事布防负担。安倍政府对此求之不得,积极推进日美同盟深化及军事一体化,例如日美战机在钓鱼岛附近空域进行联合训练、日美联合印度在印太范围内联合军演等,这些给中国周边形势及“一带一路”环境造成了最大的外部干扰因素。

  总之,实现修宪将是日本现代历史发展中又一次航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修宪后的日本在国家战略走向上发生变化,对亚洲安全局势及均势格局产生影响,中日关系由此步入长线变化和新周期的端口,都是可预见的大概率动向,需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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