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先生与《日本学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研究巨擘傅高义先生2020年12月20日溘然长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第一时间发去唁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领导在致杨伯江所长的回函中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傅高义先生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对此,我深以为然。傅高义先生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及其主办的《日本学刊》渊源可谓深远:30年前,《日本学刊》的前身《日本问题》就发表过介绍他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21世纪以来,《日本学刊》又多次刊发他关于日本研究及中美日关系的文章;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主办研讨会,多次邀请他莅临发表学术演讲;在2021年第1期《日本学刊》的版权页上,还印着他名誉编委的名字……
傅高义先生与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有着不解之缘,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大学者,我还是称他“傅老”吧。
一、《日本学刊》的老朋友
傅老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孜孜以求,对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卓著,享有盛誉。尤其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以及新世纪的代表作《邓小平时代》,更使他蜚声世界。
作为长年活跃在中美日研究领域的学者,傅老与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的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与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日本学刊》首任主编何方,是保持了近40年友谊的老朋友。
1981年5月,中国社科院的机构序列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别研究机构——日本研究所。显然,对于一个新生的日本研究机构和对日研究来说,傅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傅老的《日本名列第一》中文版1980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其对中国日本研究的借鉴以至启蒙意义不言而喻。据何方夫人宋以敏女士回忆:“他(何方)在书中很多页面上画了条条杠杠,可见从中受益很多。何方后来当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一个时期又是中美知名人士定期交流活动的中方成员。他们的主要交谈内容多是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问题。傅教授2006年8月和2014年1月两次来我们家,和何方先后谈邓小平和胡耀邦。两次还都谈到中日关系问题。”
傅老采访何方
《日本学刊》第四任主编、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也是傅老的老朋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冯曾赴美访学。由于和傅老的研究专业相通,又有中、英、日俱佳的共同语言,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了他们深入交流和探讨学术问题的理想之地。傅老三次邀请冯到家中叙谈。其中一次,还请了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午餐,而那次午餐是由一位长住傅老家的中国留学生操办的。大家在一起愉快地畅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傅老高度称赞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冯回国后满含敬佩之情,在《日本问题资料》上发表了《三访沃格尔》(当时傅老的名字多被译为沃格尔)的文章,详细记载他在哈佛与傅老难忘的交流经历。
同样在80年代中期,三位刚刚进入日本研究所工作的年轻小伙伴韩铁英、黄晓勇、刘大洪,合译了傅老的另一部著作——《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巧的是,黄晓勇当时就在编辑部任副主任,而韩铁英在政治研究室、刘大洪在图书资料室,后来他们先后调进编辑部,韩则在主编任上退休。此为后话。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副题为“再论日本名列第一”。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该书对了解日本的产业政策很有益处,书中的很多观点至今也并未过时,但由于该书偏向专业书籍,那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互联网、融媒体,因此并不为多数人熟知。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学刊》就开始关注傅老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在《日本学刊》前身《日本问题》1990年第3期上,刊登了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后来任副所长兼《日本学刊》主编高增杰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史上的一次变革——关于日本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点思考》一文。
文章探讨了美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赖肖尔模式”和“沃格尔模式”,后者即傅老的研究范式。傅老认为,日本是一个异质文化的国家,日本社会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类型。他惊诧于日本近代的迅猛发展,经过两年多实地考察,写出《日本名列第一》,轰动了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舆论界与学术界,就连赖肖尔也声称,“即使仅从标题本身来看(副题:对美国的教训),这部著作也不能不给许多美国人以冲击”。
高增杰指出,“沃格尔模式”的日本学研究之所以引起轰动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股浪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明确的功能性,即它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运用于日本学研究。尽管傅老不像赖肖尔那样曾直接参与美国对日决策或在一线从事对日工作,但他研究的目的性远较赖肖尔鲜明,效果也更为显著,在本尼迪克特至赖肖尔的延长线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令人欣喜的是,通过“中国知网”查询,《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史上的一次变革》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傅老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日本问题》则是最早刊登美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我亦十分幸运,30年前就与傅老和他的研究成果相交集——这篇论文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处女编”之一。
二、《日本学刊》的名誉编委
2013年中国社科院全面开展“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期刊实施方案》第七条规定:“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刊物作者、编辑、审稿专家、编委会成员构成中,国外专家学者占有一定的比例。”一般理解的“国际化”,即期刊不仅要有外国作者,编委会也要有海外学者,特别是外国专家加盟。
《日本学刊》编辑部在酝酿国外学者人选时,时任主编李薇提出,“傅老既是‘中国通’,也是‘日本通’,比较合适”。李薇说,他们是熟人,她在院国际合作局工作时,傅老就是社科院的常客,他主要联系的单位是当代中国研究所。
“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吗?”我当时兴奋地跳起来。我的老朋友程中原正在该所。日本研究所成立早期,所长何方还兼任张闻天文集编辑工作小组组员,曾从日本研究所中楼挤出一间北屋给小组暂用。家在南京的程中原“单身赴任”,和担任所长秘书、整天泡在办公室的我结成“忘年交”。当年,我们朝夕相处,曾熬夜就着白水(不是白酒)、啃面包看西班牙世界杯。程担任过大名鼎鼎的《江海学刊》的主编,后来成为《张闻天传》的作者。他的张闻天研究成就斐然,被社科院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程后来改攻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研究,出版了《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等著作,开创了以年代撰写领导人传记的新路。
傅老与程中原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上相得益彰,是多年的好朋友、老朋友。程向我介绍了不少他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傅老交往的往事。对于聘任傅老为《日本学刊》名誉编委,他十分肯定地说,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傅老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在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界几乎穷尽了与写作邓小平和胡耀邦相关的资料和能够访谈的当事人,充分说明傅老治学之严谨。
于是,编辑部最后遴选确定首批聘任名誉编委为两人:一位是傅老,另一位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专家、社科院前副院长武寅。李薇为我们发出了聘任名誉编委邀请函。由于编辑部对首次聘请外国学者担任名誉编委十分慎重,没有备选,因此我们还曾担心傅老会不会因年事已高或者工作繁忙而婉拒。后来证实,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封海外来鸿如约而至,傅老爽快地答应担任《日本学刊》名誉编委,而且约定翌年初就来日本研究所接受聘书并举行演讲会。真让人大喜过望!
为了这场重要的活动,编辑部全体动员开始筹备。由于时间紧,来不及做横幅,我临时动议,把所会议室座椅由西掉头向东,主席台也随之改在东面,墙上用投影投放临时会标,上书“傅高义先生日本研究演讲座谈会暨日本学刊名誉编委授予仪式”,一旁平日闲置的电视也加进了会标视频信号。
2014年1月24日下午,日本研究所举行了庄重的日本学刊名誉编委授予仪式。《日本学刊》主编李薇首先致辞。她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创新工程,是深化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设高端学术传播平台,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学术期刊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日本研究权威杂志之一的《日本学刊》,适应创新工程要求,在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同时,增加了海外学者文章的比例,吸收在国内外日本研究领域做出卓越业绩、具有国际声望及影响力的权威专家担任编委。2013年,《日本学刊》向傅高义先生等知名学者发出了担任名誉编委的邀请,得到了他的慨然应允。李薇在致辞中特别指出,《日本学刊》名誉编委是终身荣誉称号,期待傅高义先生为学刊深入推进学术期刊创新工程提出指导性意见。
在党委书记高洪的主持下,李薇代表《日本学刊》向傅老颁发名誉编委聘书,我和编辑部副主任叶琳特向傅老赠送了一套新刊样刊。仪式进行中,我特别设计的《欢迎进行曲》背景音乐欢快地响起,大家伴随着节奏热烈鼓掌,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傅老接受《日本学刊》主编李薇颁发的名誉编委聘书
傅老接受编辑部主任林昶和副主任叶琳赠送的《日本学刊》
会场安静下来,演讲会开始。傅老精神抖擞,侃侃而谈。此时,午后的阳光正渐渐向西,在玻璃窗上洒下一片金色。真是良辰美景!我兴奋地按下快门,定格了一张傅老演讲时的生动画面。
傅老在演讲中,介绍了他的研究经历,并就中日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尚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还在继续,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如腐败问题、经济高速增长趋缓、环境污染等,这些复杂的新的问题符合“后邓小平时代”特征。谈及邓小平,傅老说邓当年关于中日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中日友好对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好处。
对于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实施钓鱼岛“国有化”而导致中日钓鱼岛争端愈加复杂化,傅老直言,“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已不可能回到邓小平主张的‘搁置争议’状态,日方有必要寻找中方认可的主张。当前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亟须改善,希望中日双方寻找到好的办法,避免冲突。两国高层要采取政策措施,双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幸,后来两国关系向着傅老希望的方向发展——2014年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其中第三点明确指出“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为中日海域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改善两国高度紧张的严峻局面奠定了基础。
会场上,我一直在用相机捕捉傅老演讲时每一个生动的瞬间,而叶琳则在一旁紧张地记录。在后来发表的会议通讯中小叶写道:与会学者认真聆听了傅老的演讲,并围绕安倍内阁及其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日本研究、《邓小平时代》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互动交流。针对安倍晋三在《献给新的国家》中提到的“日本的最大课题是摆脱战后体制”,傅老表示,当前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应该是经济问题,而其国内经济发展基本要素并不乐观,与中国搞好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是非常重要的;安倍试图重建能够获得国民尊重的日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路径选择并不妥当。
针对学刊日本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傅老结合国际日本研究的状况,以美国和欧洲地区为例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美国的日本研究从资金支持和人员配置来看没有太大变化,但课题选择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关注微观问题、细节问题,但缺乏大局观。而欧洲地区,虽然日本相关研究仍在继续,但“中国热”更受关注。中国的日本研究要深入进行,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下功夫。
当天会场爆满。除日本研究所全体人员、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学刊》在京编委外,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报》等知名媒体记者也蜂拥而至,就连过道都摆上椅子坐满了人。我印象中除了建所30周年纪念会,还没有哪次会议像这般盛况空前。
彼时,傅老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国内刚刚发售,首印50万册被订购一空。该书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的“纪念碑式”著作。而在此前,该书英文版在美国发行后,被赞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并获得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
为了“近水楼台”获得傅老亲笔签名,会前我特地用图书经费为每位编辑部成员购买了《邓小平时代》精装本。谁曾想大家想到了一块儿,演讲会一结束,捧着书等待签名的学者竟排成了长队,遂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傅老为与会者签名
傅老给《日本学刊》编辑张耀之的签名
签名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韩铁英拿着《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请傅老签字时,傅老显得既意外又兴奋,说“这是30年前的书了”。
三、虚怀若谷的诤友
出于对研究对象国日本的兴趣,我在阅读《邓小平时代》全书的基础上,特别认真地研读了第10章“向日本开放,1978”。傅老笔下,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对日观,特别是对邓小平作为首位中国国家领导人1978年日本之行的精细描写(约占3/4篇幅),成为读者生动观察这位世纪伟人的绝佳视角。
多年编辑工作的职业习惯,以及跟随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学刊》前主编冯昭奎一同研究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经历,我在阅读中也发现了一些误译和技术性错情。比如,“大藏大臣”译成“财政大臣”(我也疑惑,为什么日文的“大藏省”不译为“财政部”、“外务省”不译为“外交部”呢?据说,这是当年廖承志定下的规矩——日本人名、地名、机构团体名,径用日文汉字),“高碕达之助”误为“高崎达之助”,“福田主义”误为“福田原则”,“日华和约”误为“中日合约”等。还有,把邓小平访日时间误为11天(实际为8天),把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将学习日本经验比喻为“寻找‘长生不老药’”误为“寻找‘仙草’”,等等。
傅老与《日本学刊》前主编冯昭奎、李薇亲切交谈
之后,我把第10章的勘误表发给《邓小平时代》首版繁体字版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当时社长秘书回信说,社长正出差,归来后回复我,但始终没有回音。无奈之下,我只好给三联书店该书的责任编辑叶彤写邮件。他回复我称,三联书店是根据港中大繁体字版校订出版的简体字版,当然,他们的编辑也水平有限,有些知识性错误应当纠正。三联书店愿意在得到作者确认的情况下,再版时改过来。为此,我又委托将要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修的、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向傅老求证。
在等待回复的那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事件“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深度调整,举世瞩目。像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我竟得到了一次当面求教傅老的机会。
2018年12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中日美三边关系学术讨论会,傅老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前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等一同出席,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也列席会议,堪称一次高规格的国际研讨会。因为是“闭门”会议,与会者自然“口无遮拦”,坦诚交流,诸如原点、结构、冲突、调整等关键词频现,不乏真知灼见。那天,我受清华大学日研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草创期的“发小”李廷江之邀参会。如约赶到清华的我却在偌大的校园迷了路,几近迟到。当我刚把《邓小平时代》第10章的勘误图片交给傅老时,会议就开始了。
傅老在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茶歇的时候,傅老示意我过去。怎么也没想到,傅老用中文谦虚地对我说,林先生,感谢你读我的书,还发现了这么多错误。邓小平访日的时间确实是我搞错了,大藏省的翻译错误是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译者不熟悉日本行政机构的中文译法所致……在我们两人交谈时,又涌上来多位与会者,等着与他交谈。傅老笑着扬了扬手中那摞纸,说他会仔细阅读并告诉出版社更正的。这是我与傅老简短的、也是最后一次交谈。他谦逊豁达的胸襟,令我肃然起敬。
傅老是胸怀大义的学者。他在《日本学刊》发表的文章中,直言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出了问题,两国学者要扮演加深对彼此国家了解的角色,“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领袖,至少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视角,尤其是在他们将要承担责任的时候”。
傅老亦是中国人民的诤友。面对“崛起了的中国”,他疾呼中国仍然需要学习日本。在傅老首次来日本研究所演讲的前一年,也即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一时间,中国媒体亢奋异常。对此,傅老在演讲中特别忠告,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应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傅老十年前的忠告言犹在耳,我们不能不感佩傅老的客观智慧和先见之明。
傅老的仙逝,使《日本学刊》失去了一位挚友、诤友。
傅老的勤勉、坦诚和虚怀若谷之精神,山高水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原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