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9日，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务大臣岸信夫，与菲律宾外长洛欣、防长洛伦扎纳，在东京启动了两国首次外交安全2+2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日菲强调，创设2+2会谈是为两国未来十年开展合作奠定基础的合适举措，是在长期性挑战和新挑战并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推进双边安全和防务合作的“关键工具”，两国将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日菲2006年决定建立“近邻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一致同意“培育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副部长级政策协商升格为战略对话，2015年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并定期举行部长、副部长级会谈。此次启动2+2会谈标志着日菲外交安全关系升至新阶段，对地区安全具有复杂影响。

2022年4月9日，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外长洛欣与日本外相林芳正、防务大臣岸信夫（从左至右）举行2+2会谈。 

　　根据日本方面的界定，2+2会谈狭义上指两国外长和防长共同出席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会议。广义上，会议级别不仅限于部长级，还包括次官级；会谈内容不仅限于双边，还涉及国际纷争、核及恐怖主义等广泛议题。1960年，日本与美国开启首个2+2会谈，正式名称是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该协议机制源于《日美安保条约》第4条的规定，当时美方出席者是驻日大使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日方出席者是外务大臣和防卫厅长官。在《日美安保条约》缔结30周年的1990年，日美协商将2+2会谈升格为部长级，规定双方出席人员均为外长和防长。1994年，日美开启正式意义上的2+2会谈。此后，日本分别在2007年与澳大利亚、2013年与俄罗斯、2014年与法国、2015年与英国和印尼、2019年与印度、2021年与德国开启2+2会谈，菲律宾是日本第九个2+2会谈国。当前，日本正将2+2会谈作为主要的战略对话机制加以运用，并出现泛化态势。2022年1月，岸田和拜登就打造日美“经济版2+2会谈”达成一致。2021年8月，日本自民党还和台湾地区民进党搞所谓“政党版2+2会谈”。

　　菲律宾首个2+2会谈国是美国。2012年4月，菲美举行首次2+2会谈。日本是菲律宾的第二个2+2会谈国。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继印尼之后第二个与日本建立2+2机制的国家。日本将菲律宾视为“安全战略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称菲律宾“是像日本一样的岛国，是南海沿岸国，像日本一样是美国的盟友”，“在防务方面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

　　日菲2+2会谈致力于拓展和提升双边安全关系，强调推动港口和军舰互访，转让更多国防装备和技术。两国承诺加强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合作，共同表示强烈反对为实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经济胁迫，共同关切滥用数字和信息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主张应根据共同价值观推广新兴技术，加强网络安全和弹性供应链合作，促进安全、开放和透明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两国还同意促进缔结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军事演习的《互惠准入协定》（RAA）以及在后勤领域相互支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

　　日本在会谈中主导讨论俄乌冲突，提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明显违反国际法，会动摇国际秩序根基”。在此基础上，双方的《联合声明》不指名地强调，对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侵犯了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日菲在印太安全和海洋秩序上达成的共识包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仅影响欧洲，也影响亚洲；不允许在印太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接受任何通过武力单方面对国际承认的边界作出的改变；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形势，强烈反对加剧局势紧张的行为，强调东海、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承诺；在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基于规则”解决冲突；强调维护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性。会谈还涉及了朝核问题、缅甸问题以及不扩散核武器等地区安全问题。

　　但会谈的主要目标显然还是针对中国。由于日菲分别在东海和南海与中国有岛屿争端问题，日菲宣称的所谓“反对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和“遵守国际规则”等，实质意图就是通过炒作俄乌冲突来突出其所谓在亚洲“维护国际秩序”的紧迫性、重要性和正确性，以此否定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把与中国的争端“国际化”，对华实施多边制衡。日菲同意签署防空雷达出口协议及从日本采购大型巡逻船，目的就是以中国为针对目标，增强菲律宾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和海上对抗能力。日本还声称2016年7月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结果。

　　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建立高级别外交安全对话机制，获得更多安全支持资源，提升应对中国的海洋安全能力。但日菲安全实力不对称，2+2会谈更多体现日本安全战略意图，其可以通过高级别磋商机制更深介入南海事务，并防止菲律宾向中国“过度靠拢”。在菲律宾即将于5月9日举行大选以及美菲刚刚进行了史上最大联合军演的时刻，日本也想造势展示“撑菲”意向，鼓动菲反对派在杜特尔特总统下台之际批判其对华政策，并利用达成的会谈共识牵制菲律宾下届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对没有明确选边美国的东盟更是深感不安，也急于通过安全合作杠杆从东盟成员中撬动出可靠的安全伙伴，设计共同对付中国的“图景”。

　　事实上，美国才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也是日菲强化安全合作的政策服务对象。在对俄乌冲突进行评估之后，2022年3月28日，美国推迟发表的《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仍沿用拜登政府2月份发布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中的战略评估，继续判定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要求首要关注中国对印太地区的挑战。由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上受制于国内议题，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更加强调发挥盟友“力量倍增器”作用，要求盟国强化合作共同对付中国。作为美国的两个盟国，日菲正在主动协调深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联合声明》明言：“要加强彼此的安全能力”，“基于美国的强大存在对地区稳定的贡献，与美国加强条约联盟及与地区伙伴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性”。4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的电话会谈中已指明：“地区安全不能靠强化军事同盟来实现。”日菲2+2会谈渲染威胁，拉帮结派，有推动亚洲北约化的态势，不利于地区安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