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从人均实力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和水平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所以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因为“过早”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正加快推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

中国经济没有“日本化”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波波袭来，但没有一次预言成真，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有下滑，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中高速，与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处于低速截然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冲击，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因此，疫情期间及疫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有误导性，不能用新冠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或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鲜有人认为将低于4%。

　　第二，资产负债表不会持续收缩。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是贬值而非升值、A股低位震荡。从汇率来看，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错误观点。从股市来看，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大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企业债务端的增速从去杠杆开始就出现了下降。

　　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部扩大和升级。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外资积极融入中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中国发展战略领域相融合。今年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万家，增长35.7%；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比提升3.9个百分点达到39.4%；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

　　第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老龄化和低欲望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力

　　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之为“失去的30年”。从政策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数字转向并未颠覆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难以保持独立自主，受到各方面掣肘，不能作出对本国国民最优的政策设计。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特殊困难时的举国体制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避免陷入日本当年的一些困境。

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设置增长底线，凝聚共识。特别要妥善处理限制发展型政策与政策稳定性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对原先粗放式增长的一些问题进行限制，如绿色低碳势将成为必然趋势。但考虑到短期政策冲击较大、频发冲击将造成长期信心下降，可以把一些“拉闸限电”等限制性政策优先在国有企业实施。新增赤字要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扩大开放，特别要加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

　　第二，强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自救”力量。客观地说，要培育经济复苏的动力机制，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是劳动者。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向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而不是驾驭市场。特别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关系。举国体制很大程度上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而不是用国有代替民营。举国体制仍要坚持市场决定性，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维持制造业比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人们提高收入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实现全供应链的碳足迹可视化。通过节省劳动力和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实现节能。

　　第四，打造勤劳致富格局，鼓励积极参与创业就业。缓解疫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的不信任，如按揭贷款在某些特殊时期无法还款，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鼓励新型就业岗位，消除“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氛围。鼓励创业，多利用“绿灯鼓励”而减少“红灯限制”，适度放宽平台经济、教育培训等行业管制，引导资金向技术效率高、吸纳就业人员多的领域集中。

　　第五，直面金融问题，及时作出明确部署。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可以买两套，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持续暴雷。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核心着眼点是债务，而现代经济作为信贷经济，债务确实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要构建数字信用体系，藉此不断做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做大平台经济产值规模，做大高技术人才收入规模。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