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日本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下简称维和行动）30周年。2022年3月2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柬埔寨，其中一项重要日程就是祭拜当年在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联柬行动）期间殉职的日本人士。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冷战后谋划发挥“大国影响力”的平台与试验场，同时也是日本防卫力量正式亮相国际舞台的首次尝试。

日本PKO法案的发展脉络

　　20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与海湾战争爆发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及其引发的全球局势动荡，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时机——日本“防卫力量”终于找到了走出国门的借口。

　　1992年6月，宫泽喜一内阁顶住国内外舆论的重重压力，在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简称PKO法案）。该法是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的依据，拉开了日本自卫队奔赴海外的大幕，迄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法通过后不久，日本就派遣人员赶赴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1992年9月，派出三名选举监督员参与了“第二次联合国安哥拉监督团”活动；同月，首批派遣6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联合国柬埔寨临时管理机构”维和行动，该行动期限为1992年9月～1993年9月，一年间日本共派出12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这一行动。

　　PKO法案主要内涵有三：第一类是派遣人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类是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第三类是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纷争地区选举监督行动。

　　日本参与的第一类行动代表性事例有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戈兰高地、东帝汶、苏丹、海地、南苏丹等国家和地区派遣自卫队队员，以及向柬埔寨和东帝汶派遣警察等；第二类行动的代表性事例有派遣自卫队队员赴卢旺达、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第三类行动的代表性事例有向波黑、东帝汶、科索沃、刚果（金）、尼泊尔与苏丹等纷争国和地区派遣人员参与联合国纷争地区选举监督活动。此外，作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配套措施，日本还经常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与国际移民组织等联合国有关机构给予各种物资援助。

日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原因

　　日本自1992年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30年间，内阁更迭频繁，国际局势更是历经变幻，但日本深化和拓展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意却始终未变。

　　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首先是要实现“华丽转身”，扭转作为战败国的耻辱。二战战败国这个标签，日本一直戴到了现在，彻底洗刷这一耻辱，就成了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孜孜以求的目标。要想洗刷战败国耻辱，路径无非是两条：一是洗心革面，彻底悔改侵略历史并付诸实际行动；二是迂回曲折，抓住“有利”时机，借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之际，以“大国姿态”出兵海外，重返国际舞台。第一条路径对于日本来说显得有点难；而第二条路径就很现实，且有“行得通”的可能性。

　　其次是日本国内政治氛围与环境推波助澜的结果。自1992年迄今30年时间，日本政坛经历了无数风雨，各种政党分化组合，各种政治思潮此涨彼落，但推动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这一追求却一以贯之。进入21世纪以来的22年间，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是日本政坛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名首相，他们在鼓动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也表现得最为明显。

　　再次是受到日本外交基轴——日美同盟关系的推动。这3 0年正是以冷战结束为背景的3 0年，亦即后冷战时代。尽管美苏两极对峙不复存在，但作为冷战产物及冷战时代重要特征之一的日美同盟关系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得到巩固与强化。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同盟关系有加强与弱化两种选择，日美同盟关系能够得到巩固与强化，自然是因为双方各有所需。对于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借美谋强”“倚美谋势”逐步走向“战略自主”的一种战略手段；而美国在自身战略实力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必须要抓紧日本为其亚太战略利益服务。日本正是摸透了美国的心理，利用美国强化同盟关系之机，乘势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借以扩展日本战略影响力。

　　最后是出于日本主动出击以适应国际局势变化的需求。面对冷战后纷繁复杂的世界，日本何去何从，不仅是3 0年前，也是迄今日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局势中彰显自身“存在感”，发挥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是对日本历届内阁的严厉政治拷问。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就是他们选取的便捷的“切入点”。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作用提升，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权威影响力，而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日本对提升联合国作用抱有“厚望”，特别在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机能与结构方面，日本是积极“推动国”之一，并积极争取“入常”。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能够积累为联合国作出的贡献，亦能够为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赢得更多同情与支持。

实际目的与表面追求的悖论

　　表面上，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但是其本质目的显然并不在此。日本的这些行动在本国国内一直面临着反战舆论和有识之士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以参与维和为名，派遣自卫队奔赴海外，与战后日本一贯标榜的“和平国家”形象不符。近年来，尤其是安倍晋三内阁期间，日本加快了“强军扩武”的步伐，甚而有将自卫队更改为“国防军”的论调。如果日本在安全防卫领域做出重大根本调整（如修改和平宪法），就会出现“名”为参与联合国维和，“实”为派遣自卫队赴海外执行“军事任务”的情况。既然实质上是“军事任务”，那么，执行“军事任务”的自卫队队员就得携带武器，从而有卷入纷争国家与地区各种军事冲突的危险，这种危险，自然就包括自卫队队员命丧他国的情况。

　　国际舆论也对日本参与维和的真实目的抱有怀疑。日本认为自己不能永久戴着战败国的帽子，要适时推动修订与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以恢复日本在国际社会的“正常”地位。但是，按照日本迄今的所作所为，可以推断，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日本难以在悔改侵略历史方面做出彻底性的改观，也因此日本通过参与维和以“洗白历史”的图谋，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怀疑，进而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与反对。

　　在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日美同盟实际上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日美同盟给了日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便利，使日本能以“为美国分担负担”为名扩展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以乘势扩大国际影响力、彰显日本的国际存在感，但这种便利有一定的限度，即必须以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为基本前提条件，其参与不能超出美国的战略范畴，更不能完全脱离美国自由行事。如果不配合美国，抑或发生悖逆美国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日本的维和行动中断或者失利。例如，2017年5月，日本匆匆撤出自2012年即开始参与的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2016年12月美国欲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份制裁南苏丹的决议案，但作为美国盟友并正在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却罕见地未配合美国，而是投了弃权票，致使该决议案未能通过，令美国大为恼火。三个月后，即2017年3月，安倍内阁下令撤回驻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自卫队，同年5月自卫队完全撤回国内。日本自卫队远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最大靠山就是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伞（包括提供各种情报信息），如果美国对日本维和“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日本自卫队队员将可能随时面临危险，从而导致安倍内阁的危机，故而安倍内阁迅速下令撤回驻南苏丹维和自卫队队员。这是日美同盟关系出现嫌隙的经典案例，也表明日美同盟同时也是日本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桎梏。

　　未来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走向，无非有扩大参与、维持现状和减少参与三种可能，日本会根据形势变化和利弊分析做出不同选择。笔者认为，扩大参与无疑符合日本的长期追求，但鉴于日本国内担忧维和人员卷入驻在地武装冲突的舆论不断扩大，例如认为放宽参与维和人员携带武器的限制有可能使他们卷入武装冲突乃至丧生，日本会审慎判断国内外舆论反应，不敢贸然继续扩大或加快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与步伐。而如果国内外形势对日本不利，如认为参与维和行动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即使大规模参与维和行动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与支持，更不会给至关重要的安理会“入常”赢得“加分”，那么，不排除日本逐步减少、甚至干脆取消或退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可能。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21期；作者：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