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其列为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作为亚洲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既积累了重要经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举措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完善制度基础、协调部门分工、发挥特区作用、优化监管服务等角度重点发力，从而消除市场分割、畅通经济循环。

　　（一）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规则统一

　　在产权保护方面。一是保护企业私有产权，通过“民事再生制度”“公司更生制度”，帮助企业在资不抵债时能够顺利进行债务重组；二是确立“知识产权立国”的基本战略，对工业品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等细分领域进行专门立法；三是积极加入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之间的协调，并在主导CPTPP的过程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在市场准入环境方面。一是推行民营化改革，制定《国有铁路改革法》《电信电话公司法》等法律，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铁路、烟草、电信、能源等行业，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二是推行规制改革，包括放宽铁路、电信等行业价格规制，以及废除发电领域的许可证制度并引入招投标制度等，开拓市场边界、挖掘市场深度；三是争夺国际标准制定主导权，瞄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多样性等前沿领域，加强人才培养，积极主办国际会议，推动日企技术和管理方法转化为国际标准。

　　在公平竞争方面。一是顺应形势变化不断修改《禁止垄断法》，加大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清理反垄断的适用例外，将公平竞争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基础；二是制定《分包法》《防止官制串通法》，防止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分包货款，遏制行政力量不当介入招投标市场。

　　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一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制度，制定《信用保证协会法》，由各地信用保证协会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中央信用保险机构为信用保证协会的担保业务提供再保险，形成多层次担保体系；二是建立信用信息机构制度，通过制定《贷款业法》，形成以行业协会主导的会员制征信模式，依托行业内部数据共享评估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风险；三是将民间信用评级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通过修改《金融商品交易法》，明确其行为准则和披露要求。

　　（二）健全部门职责分工协调机制

　　为加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统筹，日本内阁府下设“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负责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协调跨部门政策、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应对海外侵权问题。为解决规制改革过程中的部门分割问题，日本内阁府下设“规制改革推进会议”“公正交易委员会”。前者重在通过规制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主要职责包括：讨论制定改革政策和协调跨部门政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废除；促进企业和社会团体交流意见，收集并反馈规制改革建议；制定《监督规制改革实施计划》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后者作为负责贯彻落实《禁止垄断法》《分包法》的独立行政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对有违规嫌疑的大企业开展调查，采取指导、劝告等行政手段，要求其进行整改，在官网上公开企业名单或案件内容，维护中小企业正当利益；加强竞争政策的宣传，制定行业竞争指南，提出法规和制度的修改建议；与各国反垄断部门交换信息，加强海外反垄断执法合作。此外，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设“中小企业厅”，负责扶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并与公正交易委员会配合开展反垄断监管。

　　（三）发挥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作用

　　日本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颁布《综合特别区域法》和《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在经济特区实施观光、医疗、农业、城市再开发等领域的改革试点，改革措施多以特区法、省令、通知等形式确定。2024年，日本又将四个地区指定为“金融与资产运用特区”，根据各地区发展方向放宽市场准入规则，旨在以制度型开放营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其中，东京都以培育金融创新型企业为重心，为投资者独立经营提供经费支持，并将新型金融保险业纳入信用保证对象；大阪府（市）以吸引海外创新创业投资为重心，允许国立大学进行风险投资，并对新入驻的海外金融企业实行地方税减免；福冈县（市）以支撑本地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为重心，放宽个人投资者向风险投资基金出资的条件，并为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建立运营基地和孵化中心提供经费支持；北海道及札幌市以推动绿色转型投资为重心，引导银行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并放宽可再生能源存储和利用的限制。

　　（四）建立沙盒监管制度

　　为给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创造宽松的试验环境，2018年日本出台《生产率提高特别措施法》，建立沙盒监管制度，允许企业在受控条件下绕开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开展试点活动，享受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同时，政府还会根据沙盒监管积累的试验数据优化完善监管措施，由此形成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和应用的良性循环。企业可通过内阁官房设置的统一咨询窗口进行事前商议，随后向主管大臣提交试验计划，经由内阁府效果评价委员会评审，在得到主管大臣批准后开展试点。2021年，日本修改《产业竞争力强化法》，使沙盒监管制度长期化。截至2025年3月，日本共认定试验计划33件，涉及152家企业，涵盖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等新技术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该举措兼顾了规范与发展、创新与安全，有效提升了监管服务效能。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验及教训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起步较早、历时较长，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但其近年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日本通过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要素和资源方面发挥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势。比如，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建立地价公示制度，提高土地市场的透明度，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放宽劳务派遣限制，依托政企合作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和劳动力素质；强化企业治理要求，提高小额投资免税制度限额，减少“僵尸企业”现象和资本外流；成立数字厅，更好统筹数字化转型和协调跨部门数据政策，废除阻碍数字化的法律条款，提高行政效率；全面开放电力零售市场，推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建设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助力形成统一的能源市场体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日本坚持立法先行和渐进式改革取向，由政府提供制度框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力求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商品和服务是市场经济运行最直接的载体，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自由流通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基础。在商品流通方面，战后至今日本共推动三次流通革命，实现由供应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的转变，消费者需求成为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物流企业建立产销同盟，基于市场需求优化采购和库存管理，并依托新技术开辟无人便利店、自动化仓储等新模式，大幅提高流通效率。在服务流通方面，日本通过金融业改革放宽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限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并通过制定《介护保险法》，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同时，日本积极利用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降低跨境服务贸易壁垒，其与欧盟达成的跨境数据流动协议已正式生效，为企业间数据流通共享提供便利。针对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瓶颈制约，日本以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既重视破除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又重视科技赋能供应链的智慧化建设。

　　（三）推动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日本通过推动各类市场基础设施高效连通，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有力支撑。自1997年起，日本政府每四年制定一次《综合物流施策大纲》，明确将发展多式联运作为目标，并制定《物流综合效率化法》，支持以多式联运提高区域间物流效率。同时，在系统规划的基础上，日本实现了市场基础设施与商业空间的高度耦合，有效释放了内需潜力。日本重视引入民营资本进行站城一体开发（TOD），将轨道交通枢纽打造为城市功能中心，形成集办公、金融商业、住宅于一体的综合社区，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土地增值，再以土地增值反哺城市轨道交通。日本还在农村各地交通枢纽旁建设了一千余家公路驿站，按照“地产地销”理念，囊括农产品直销店、餐厅、物产加工厂、民宿、公园等各类设施，集休憩、休闲娱乐、信息咨询等多功能于一体，有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四）市场监管缺位背景下企业诚信缺失

　　日企近年频繁爆出造假事件，如日本东京地铁关联公司篡改车轴组装数据、多家知名车企在性能测试环节造假等，损害了“日本制造”的国际声誉，同时暴露出深层次的市场监管缺位问题：一是监管政策执行趋于形式化，企业监管多依赖自查，政府定期检查没有深入核查实情和及时纠治苗头性问题，涉事企业违规成本过低，通常仅以高层辞职或公开道歉了结，缺乏严厉的法律制裁；二是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失效，管理层过度关注短期利润，使基层员工背负较大的业绩压力，且为压缩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和临时工，忽视产品质量管控，默许甚至鼓励数据造假，形成系统性违规；三是监管数字化转型滞后，许多企业仍使用人工记录质检数据，而非自动化系统，给篡改数据带来便利，且政府监管部门未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化监管工具，导致造假行为长期未被发现。

　　（五）农产品市场反垄断失败致使“米荒”持续

　　日本农产品市场由高度垄断的农协系统控制且相对独立，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被极大削弱。近年来，日本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多地“米荒”持续，农协是背后的重要推手。作为半官方半民间的农业合作组织，农协扮演着小规模农户的利益代言人，凭借庞大的会员数量垄断了农资采购和农产品销售。在实施属地原则和一人一票制的背景下，农协与自民党的选举利益高度挂钩，破除农协垄断地位的改革屡屡受阻，至今《禁止垄断法》仍将农协开展的共同购买、共同销售等行为规定为例外情形。尽管农协垄断的确保护了日本农户利益，但这不利于形成合理透明的农产品价格机制，“米荒”更是引发了日本居民消费降级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尽管新米上市和储备米投放能使该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由于农协把控着大米收购价和市场供应，大米价格上涨的势头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启示和镜鉴

　　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实践，可以为我国提供如下启示镜鉴。

　　（一）构建市场多层级协调体系

　　统筹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新兴市场的多层级协同体系。在要素和资源市场方面，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等领域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跨区域流动壁垒。在商品和服务市场方面，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跨区域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对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市场，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打造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平台，探索碳市场全国统一交易机制，促进新兴要素高效配置，并推动新兴市场与传统市场相融合，形成多层级、相互促进的市场格局。

　　（二）推动多元主体共治

　　将政策扶持与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结合起来，推动多元主体共治。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需要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形成“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模式：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厘清政府部门职责边界，确保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二是要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扭曲；三是要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四是要调动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助推政策落地；五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探索市场一体化建设，形成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三）构建精准治理的数字化统一大市场

　　运用数智技术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避免“技术至上主义”。首先，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可大幅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效率。例如，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智慧信息平台，可以整合跨部门、跨地区信息资源，提升市场监管效能；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识别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地方隐形准入壁垒等，实现精准治理。同时，需注意平衡效率与安全的关系，防止数据垄断或隐私泄露，构建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的数字伦理秩序。此外，要完善数智技术应用的配套监督措施，包括提升算法透明度、减少地域歧视、保留人工干预通道等。

　　（来源：《经济导刊》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