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日本与韩国建交60周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上台后推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日韩两国意识到强化双边合作的必要性。10月30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韩国庆州举行礼节性会晤，共同敲定重启“穿梭外交”的合作共识。此举本应成为两国梳理双边关系脉络、重塑战略互信的重要契机，然而现实图景却相去甚远。

　　12月9日，高市早苗在国会就独岛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与李在明政府拟定的2026年1月对日访问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日韩围绕历史、领土问题时有摩擦，叠加地缘战略的认知分歧以及实力对比变化，两国注定难以打破结构性矛盾。

　　历史和领土问题的周期性

　　回顾日韩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无论是1998年发表的《21世纪新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又称“金大中—小渊惠三宣言”），还是2015年朴槿惠和安倍晋三达成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亦或是2023年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戴维营机制”，但在领土主权与历史纠葛的影响下，上一阶段的关系缓和难以为下一阶段的彻底和解提供坚实的基础。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与过错方，却在日韩谈判进程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在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的签署进程中，日本方面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为关键筹码，迫使韩国方面接受由三亿美元无偿援助与两亿美元低息贷款所构成的解决方案，并且刻意将该方案界定为经济合作，而非战争赔偿；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谈判与执行过程同样彰显了日本方面的主导地位，面对韩国方面提出的正式道歉与赔偿诉求，日本方面秉持一次性解决的强硬态度，仅承诺提供十亿日元用于韩国方面设立援助基金，既未进行官方层面的正式道歉，也未对相关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界定。

　　尽管独岛（日方称“竹岛”）由韩国实际控制，且日本作为战败国本应尊重战后领土安排，但日方却通过国会发言、外交抗议等多种渠道反复宣称拥有对该岛的主权。高市早苗此番就独岛主权发表“依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显然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言论并非单纯的外交表态，而是延续了日本长期秉持的领土叙事。而当历史问题引发双边关系紧张时，韩国政界无论保守还是进步势力，都主张对日强硬。

　　地缘战略分歧与认知偏差

　　日韩两国在地区安全、对外政策与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分歧，并非短期政策选择差异，而是根植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路径冲突和对地区国际秩序的根本认知偏差。从同盟利益诉求来看，日本的核心目标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实现“正常国家化”，战略性借用美国为其实现军事与外交松绑；韩国则更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稳定，期待通过美国的同盟保障消除“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国家利益差异直接导致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立场不一。

　　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后，韩国外长赵显在韩联社电视新闻节目中称，“中日矛盾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秩序，应避免两国矛盾压缩韩国外交空间”。这一表态折射出韩国在中日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外交空间被压缩的核心诉求。但日本对地区秩序的认知与之不同——日本基于制衡逻辑，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地区影响力与美日同盟体系的挑战，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制度性制衡框架；韩国则采取实用主义的对冲策略，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的同时，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主张保持战略自主，避免被迫选边站队。在日本企图倒逼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背景下，韩国明确担忧被卷入台海冲突，始终保持战略克制。这种认知偏差使得两国在对华政策等关键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甚至出现战略目标的相互抵触。

　　从“非对称”到“对称”的双边关系

　　二战后至20世纪末，日韩关系长期处于“日强韩弱”的非对称权力格局之中。日本凭借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与美国同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主导权。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两国关系逐渐从“非对称”向“对称”格局转型。1990年代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三至四万美元，韩国为一万美元左右。2024年韩国的人均GNI为36624美元，超过了日本（34500美元）。虽然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韩国高，但两国之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国家在权力上升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对权力平等与地位认可的强烈诉求，而传统主导国家则难以适应自身相对权力的下降，容易对新兴国家的诉求产生抵触情绪。这对日韩关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韩国民众期待在国际上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日本民众难以适应韩国因实力增长而提出的历史问题道歉要求和领土主权宣示，致使双方在社会心理层面存在对立。

　　在韩国，民族主义与民众对历史正义的诉求深度绑定，成为影响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社会力量。任何对日妥协性政策都可能引发民众强烈反对。因此，韩国政府在处理日韩关系时，往往需要在外交理性与民族情绪之间寻求平衡，且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满足民族主义诉求；在日本，政治与社会总体右倾化趋势加剧，自民党内保守势力借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崛起，日本社会更趋内向封闭、排外思潮抬头。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对独岛的主权主张等强硬表态来满足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诉求。因此即便领导人层面有意推动关系缓和，也难以突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制约。

　　历史问题的周期性爆发、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分歧、双边权力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日韩两国关系。这将持续制约两国关系发展，所谓的关系缓和与接近只会停留在浅层次，难以走出困局实现真正的深度和解。

　　（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2期；作者：孙家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