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围绕二战时期日本军队造成的“慰安妇”问题，近来的外交和舆论博弈出现很多新动向。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以此为突破口，推动解决日本长期以来拒不承认的历史责任问题的有关思考。 

　　近来在日本的政治话语和国际传播中常常出现“历史战”一词，这个概念得名于日本《产经新闻》2014年4月开始的以“历史战”为名的特集连载，当年10月，产经新闻出版社又出版了同名书籍。仔细读过这些报道及同名书籍，可知其所谓的“历史战”，是指由于中国与韩国的“恶意攻击”、国际社会的不明就里，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由中韩等国发起、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为武器、以污蔑日本为目的的舆论斗争，日本必须以美国为“主战场”、以中韩等国为“主敌”奋力反击，赢得这场关系到日本名声信誉的舆论斗争。 

　　上述体现日本右翼立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也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历史责任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其在国际舆论面前的一个“软肋”，对中韩等战争受害国而言，则是一个舆论正义、道义制高点。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妥为把握，对赢得舆论斗争的话语主动十分重要。 

　　国内外舆论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新变化 

　　近年来，关于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舆论关注度持续升高。仅在2017年，这一问题就在中国、韩国、美国以及联合国成为热点。 

　　首先，中国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增加。2017年8月，一部表现“慰安妇”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二十二》登陆中国院线，获得了1.7亿元的票房成绩，大大超出此前电影制作方预定的600万元票房收入的目标。影片的巨大成功，显示出当今中国社会对“慰安妇”这一战争受害者群体以及相关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的关切。 

　　第二，韩国政府和社会对“‘慰安妇’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的态度愈发明确。随着文在寅上台执政，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制度和设施建设大大加快。2017年7月19日，韩国政府发布未来五年国家政策行动规划，提出2018年将设立“慰安妇”纪念日，2019年将设专门机构研究“慰安妇”问题，2020年将建“慰安妇”博物馆。 

　　第三，美国社会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出现新发展。2017年9月19日，美国旧金山市议会通过议案，将每年9月22日定为“‘慰安妇’日”，并在今年9月22日当天，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圣玛丽广场举行“慰安妇”纪念雕塑揭幕仪式。纪念碑上刻有英文、中文、韩文、菲律宾文、日文等五种语言，中文段落开头写道：“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在二战时期的悲惨经历被世人所遗忘”。目前，美国各地的“慰安妇”雕塑超过了10座。此外韩国有40多座，德国、澳大利亚也有数座“慰安妇”雕塑。 

　　第四，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和条约机构对“慰安妇”问题继续表示关注，并加重了要求日本承担历史责任的劝诫力度。201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开始审议由中国和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十多个民间团体联合申报的《“慰安妇”的声音》史料。但是，在日本方面极力阻挠和干扰下，最终该组织宣布就该案“延期决定”。

　　至今为止，日本方面已经连续两次阻挠“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充分显示出日本政府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倒退。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曾发表“河野谈话”，展现出正视历史、追求和解的姿态。然而，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将“河野谈话”明扬暗弃，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歪曲、甚至否认。虽然目前暂时在阻挠申遗方面如愿以偿，但是从总体趋势上看，日本与国际舆论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越来越多。

　　“历史战”：日本加速大国化进程中的舆论逆袭 

　　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加速重回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进程，“历史战”一词很快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讲，“历史战”不过是战后一直存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陈词滥调的重复，但是，日本国内之所以此时提出这样一个鲜明的口号，背景在于认识到了一个绝佳的“战机”，即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确定“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可以全方位地利用这一机遇，包括历史问题。具体来说，通过将中国反对日本错误历史认识，歪曲为“中国咄咄逼人开展对日宣传战，努力在西方和日本之间制造裂痕”的阴谋论，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日历史问题论战中采取袒护、纵容日本挑战历史定论或最低限度的沉默态度。由此，一方面可以塑造日本受到中国恶毒攻击，长期遭受“误解”的历史问题受害者形象，打一场负面国家形象的翻身战，另一方面能够积累国际舆论的既成事实，以备未来之需。在这个过程中，安倍政府采取了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先在国内打压异己，统一声音，然后以此观察、试探国外反应，择机而动。

　　2014年安倍政府历史问题舆论工作的重点是确定总体战略，整治国内舆论。由于2013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招致美国“失望”、中国强烈的抗议以及韩国拒绝首脑会见等一系列外交被动，为实现2014年3月下旬核安全峰会上的美日韩首脑会谈，以及配合4月奥巴马访问日韩，安倍政府不得不采取双面策略，一面向美国“服软”，表示不修改以往历史问题相关谈话，一面则在国内启动对“河野谈话”、对《朝日新闻》“慰安妇”问题报道的检查工作，企图从“事实”层面动摇和推翻相关问题的历史定论。2014年10月，自民党内成立“聚焦‘慰安妇’问题”的特命委员会，讨论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如何“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事实误认和无端批判，基于客观事实进行反驳”。

　　2015年日本相关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年”，日本7月初为“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成功申遗，夸示作为“非西欧地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的民族自豪感；8月，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年谈话，宣称“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后，日本反应强烈。11月自民党成立“检证盟军占领政策、东京审判‘侵略战争’认定及现行宪法成立过程的党内委员会”，安倍晋三亲自挂帅，把应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作为重要议题。12月，在美国推动加强美日韩三国同盟合作的压力下，日韩两国外长宣布双方就“慰安妇”问题的谈判达成一致意见，确认该问题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但随后韩国国内出现持续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取消这一“屈辱”协议。

　　自2016年起，日本历史问题舆论工作的主要目标集中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据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后，安倍首相暴怒，要求“尽全力阻止登录”，绝不容许“再次失败”。通过缓缴会费、威胁退出等手段，日本政府加大向该组织的施压力度，要求修改“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制度和流程，极力阻挠中韩等国“慰安妇”史料联合申报成功。

　　围绕“慰安妇”问题应进一步做好深层次工作 

　　当前，“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舆论斗争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只有抓住关键、因势利导，才能在突破日本侵略战争历史责任问题的“瓶颈”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第一，针对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慰安妇”问题责任追究严重不足的情况，要继续深入梳理，抢救证据和历史资料，特别是做好证人证言的留存工作，为深化斗争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反和平罪”（A级）、“普通战争犯罪”（B级）、“反人道罪”（C级）等三类战争罪责，用以惩处日本军国主义者。但是，由于审判中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局限，日本侵略犯下的许多重大罪行，如无差别大轰炸、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强制劳工等都没能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处，对受害国及其人民的损失赔偿更无从谈起。“慰安妇”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自1928年至二战结束，日本侵略者的“慰安妇”制度使几十万亚洲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惨遭蹂躏。但是，东京审判（以A级为主）以及亚洲各地五十个日本B、C级战犯法庭的审判，对这一罪行都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和追究。如涉及朝鲜和台湾地区等日本前殖民地的“强征‘慰安妇’”罪行，本应按照“反人道罪”处理，但事实上却没有实施。 

　　又如，涉及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慰安妇”罪行，虽以“强奸”和“强制卖淫诱拐妇女”等“普通战争犯罪”处理，但从总体看，“强奸”事件基本没有进行独立的犯罪起诉，仅象征性地处理了极为有限的案例，如荷兰巴达维亚审判的“斯马兰慰安所”案件、美国关岛审判的两起案件以及中国审判的三起案件。再如，即使上述有限的审判，也仅限于追究下层军官、士兵或业者，而没有从国家制度层面对犯罪的性质作出认定，当时许多检察官虽然了解到“慰安妇”作为日本军队“性奴隶产业”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盟军司令部上层的压力，被迫终止了进一步的调查。以上种种,使“慰安妇”这一国家制度下的性暴力犯罪成了战争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日本在“慰安妇”问题的历史战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拖”。随着岁月流逝，当年“慰安妇”受害者在世的越来越少。截至2017年9月，韩国仅有36名，中国大陆为14名，中国台湾2名。日本的想法之一就是，拖到这些人都不在了的时候，各方对此问题的关注度自然也就大大降低。这说明，要打赢与日本的历史问题舆论斗争，必须进一步加大抢救证据和史料力度。据日本学者反映，在“河野谈话”发表前的政府调查中，当时日本法务省实际上掌握着超过2000件的“慰安妇”问题相关资料，但日本政府仅采用了其中的两件作为证据。在河野谈话出台一周前，一份标注日期为1993年7月30日的绝密函电中，时任外相武藤嘉文指示日本驻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三国使馆，“尽量避免进行像在韩国开展的被害者听证调查，以防引起过度关心”。这说明日本政府在战争罪责方面从来都是避重就轻，更说明证据的重要性。 

　　第二，要加强在联合国和多边框架下，深入持久地开展国际合作。冷战以后，人权问题突破了国界，特别是对妇女儿童权利的重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焦点，继而从国际法中原来只侧重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为将个人权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纳入其中，并逐渐形成国家“尊重、保护、实现”人权的国际义务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初，韩国金学顺等3名原“慰安妇”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控诉受到联合国人权组织关注，“慰安妇”问题的战争罪责才在战后尘封几十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近年来，联合国人权机构及众多相关组织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歪曲历史的做法和长期否认、掩饰、推卸、逃避责任的错误狭隘认识的担忧不断增加。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人权理事会若干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定期审议人类文化遗产的教科文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组织，相继通过研究报告、决议和申报评审等多种形式，表明对“慰安妇”问题的立场。2016年5月，中韩等国联合就“‘慰安妇’的声音”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公布后，日本外务省立即表示反对。这些反弹之强烈，恰恰证明通过联合国的平台，最能在“慰安妇”等侵略历史问题上打到日本的痛处。所以，下一步应继续坚持联合国业已形成的正确立场，高举人权旗帜，占据道义制高点，联合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巩固在“慰安妇”问题国际舆论斗争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第三，有针对性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相关社会团体的作用，使官方外交和民间公共外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对于安倍来说，参拜靖国神社、歪曲“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事实，招致中国的强烈抗议以及韩国拒绝首脑会见等一系列外交被动，固然使其有所忌惮，但在世界多地不断竖起的“慰安妇”雕塑和中韩等国民间团体联合申报“世界记忆”的举动，更加令他芒刺在背。为了响应日本政府“尽全力阻止登录”的号召，一些否认强征“慰安妇”的日本右翼团体也采取共同申报的方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名为“‘慰安妇’与日本军队的纪律”的申请，极力搅局，破坏中韩等国的申报。此次“慰安妇”档案申请落选后，上述右翼团体立刻表示将“喜悦地回应教科文组织促成的对话”。这表明未来在“慰安妇”的申遗过程中阻挠力量将继续发挥影响，而这需要中韩以及菲律宾等昔日受害国家的民间团体进一步深化合作，在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两方面的密切配合下，继续这场历史问题舆论斗争。

　　“如果日本不喜欢人们继续关注‘慰安妇’问题，日本就必须道歉”，“纪念‘慰安妇’的女性雕塑将继续一座座地竖起。最终，我们将在东京竖起雕像，这样，就能让他们经过时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2017年9月22日，在旧金山“慰安妇”雕像揭幕仪式上，韩国89岁的李容洙面对世界媒体说的一番话。她15岁时就被日军从家乡掠走，被迫作了“慰安妇”，后来虽然通过“慰安妇”雕像得到了些许安慰，但仍然在等待日本政府的认罪道歉。这幅场景，充分说明这场历史问题舆论斗争的意义：历史不会忘记，正义自在人心。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原文刊载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11期，注释已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