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治宪法体制下，除“统帅权独立”制度外，编制权同样是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在1930年的“统帅权侵犯事件”中，军部形成了编制权既属于内阁也属于军部的双重归属认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若槻内阁与军部围绕增兵与军费的博弈可以视为上述编制权理论的政治实践。在驻朝鲜日军擅自越境增援关东军的善后处理问题上，天皇、若槻内阁与军部合议追认了出兵的合法性，随后，大藏省严控军费。为谋求“满蒙攻略”，军部不得不实施“隐性”增兵方案，通过延长换防期，造成换防部队滞留东北，以扩充关东军兵力。但军部正式增兵的提案遭到若槻内阁抵制，直到犬养内阁成立，才获得增兵许可，攻占锦州才得以实现。这段历史表明，即使“统帅权独立”，通过严格控制军费这一间接方式，文官政府在战时也有能力牵制军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缩或扩大军事行动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军政关系；编制权；九一八事变；若槻内阁；军部

　　作者简介：邹皓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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