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9月起，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政坛相继举行了3场重量级选举，分别是9月29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10月4日的内阁首相指名选举、10月31日的众议院选举。如此集中、高频的选举战，在日本当代政治及选举史上较为罕见。从结果看，因自民党优势较大且在野党涣散无力，三场选举中自民党总裁选举更具实际意义。透过选举博弈及选战过程，可以发现日本政治生态的三个重要特征，即自民党派阀政治力学仍在强劲运转、政坛继续“向右看齐”并具外溢影响、政治稳定之下暗含潜在风险。 

派阀逻辑与旧政治力学依然强劲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新总裁并“顺理成章”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是自民党“派阀力学”作用的典型结果，即派阀领袖的意志会对国会议员的投票选择产生极大影响。与选前一些预测不同，自民党总裁选举首轮投票中人气旺盛的河野太郎未能赢得选举，这使得第二轮投票时岸田文雄的优势更加明显，获胜已毫无悬念。所有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自民党“派阀力学”的影响尤其是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即“安麻体制”）的操控。 

　　与以往相比，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一大特点在于以河野太郎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人物试图在党内推动世代更替，以减少派阀政治的影响。因此，谋稳和求变、保守和求新，即传统的派阀政治和兴起的民意动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逻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和较量，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深刻影响了当今日本政坛格局乃至政治走向。 

　　自民党的派阀领袖与权力精英似乎无视公众对特立独行的挑战者河野太郎的偏好，在领导权的决胜选举中选择了一位与前任菅义伟及安倍晋三具有更多继承性而不是改革性或突破性的政治人士。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自民党几乎垄断了国家政治权力。一些党内派阀及大佬认为，由于在野党力量薄弱、选民投票率低，自民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输掉的可能性较低。退一步说，即使自民党不能保持“稳定多数”席位（244席），也仍然能够依靠联盟伙伴公明党来保住权力。实际上，借助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热潮，民众对众议院选举的关注度有所加大，自民党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即使在岸田领导下，自民党仍然有望继续保持其在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席位（261席）。因此，在基本上不受选举压力影响的情况下，党内派阀领袖及大佬们选择了可预测的前外相——一位让人更满意和放心的人选，同时协同策划了一场“阻止河野”的运动，成功控制了任何偏离他们政治意向和路线的“旁门另类”的革新冲击。 

　　作为一名政治家，岸田文雄给外界的印象似可预测，因而尽管他为了选举需要曾承诺改革自民党，但实际上应当不会对派阀采取破坏性的强硬行动。相反，河野太郎则表现出一种不与党内派阀协调就采取行动的倾向，且其权力来源主要是社会民望，这是对派阀主导地位的明显挑战。最终的选举结果证明，以河野太郎为代表的“革新”势力未能冲破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藩篱，党内“世代更替”和新旧动能转换尚需时日。这次总裁选举实际上是自民党内派阀勾连、密室操盘和利益平衡的结果，并不取决于自民党普通党员和民众意志。岸田文雄的当选与其说是其本人的胜利，不如说是“安麻”派阀的胜利，这也集中反映了近10年来“安麻体制”的强大力量和影响力。 

　　岸田文雄上台是党内派阀和大佬支持的结果，其上台后的党政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论功行赏、按“阀”分配的鲜明导向。民意调查中表现最强劲的三位候选人——河野太郎、石破茂、小泉进次郎均没有成为岸田政府的核心人物。无论是政府内阁还是自民党高层人事，都带有浓重的“安麻体制”色彩，政权中枢和要职基本被安倍晋三所属的“细田派”和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麻生派”所把持。例如，岸田文雄将党政最重要的职位即内阁官房长官和自民党干事长分别给了“细田派”和“麻生派”；其他重要党政职位，例如经济产业大臣、财务大臣，以及自民党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等也基本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出现了“没有安麻的安麻政权”局面。不难预计，此种人事安排将对岸田文雄的政策施行带来严重掣肘及干扰。 

　　处理和平衡党政内部相互竞争的利益，是岸田文雄担任党总裁和首相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岸田文雄曾试图在政府中寻求包容新老面孔，而且还希冀推动自民党在过于强大的内阁中发挥平衡作用，即试图以“党高”来制约“政高”，但目前看来这只是其一厢情愿。岸田文雄现在虽贵为首相，但自己的派阀连个重要的党政职位都没得到，成了一个明显的弱势总裁和首相。因此，相对弱小的“岸田派”（宏池会）要想按自己的意志经营日本政治经济并非易事。 

　　总体看，岸田政府的前途并不明朗。岸田文雄如果在政治上束手束脚、左右逡巡，过分顾虑各种“平衡”，很可能渐失民意，最终离开总裁及首相大位。事实上，在关键的标志性政策主张上，岸田文雄最近似乎弱化了他的一些改革思想。从历史上看，战后日本每一次长期政权后，都伴随一段较长的动荡期。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并没有出现一位拥有压倒性实力的政治家，日本亦有可能回到首相频繁更替的怪圈。在领导自民党获得众议院选举“基本胜利”后，2022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大关也是岸田文雄需要面对的直接考验。就此而言，真正的岸田时代尚未开启。 

持续“向右”的政坛生态冲击中日关系 

　　岸田文雄的竞选及当选过程，昭示了自民党温和派意识形态的式微。岸田文雄知道如何才能获胜：不是通过吸引公众支持，也不是通过展示其温和保守派的身份以及反安倍色彩，而是通过大幅向党内右翼保守势力靠拢从而取得支持。岸田文雄曾被视为自民党内的温和派，但在竞选季，其在安全议题上俨然转变为鹰派。为迎合党内右翼保守势力，岸田文雄一改往日的稳健作风，多次发表强硬言论，不断宣扬日本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如当选将推动修改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加强应对日益增长的地区威胁的准备。岸田文雄披着“鹰”字招牌上阵，大力向党内右翼保守势力示好，意味着自民党温和派已失去通过选举政治赢得政权的实力，等于宣布世间已无“宏池会”，这也这预示着岸田文雄治下的党政意识形态及政策倾向容易被拉向“右行”方向。 

　　岸田文雄的党政人事安排，尤其对右翼保守政客的任用，也体现了浓重的“安麻体制”色彩。尤其是高市早苗这一极右翼代表被任命为自民党政调会长，充分说明自民党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倾向于顾及来自右翼的路线主张及其压力。除了内政领域，岸田文雄政府的外交防卫政策也打上了“安倍路线翻版”烙印。岸田文雄留任了现任内阁成员茂木敏充和岸信夫，确保这些关键政府职务的连续性。这种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论功行赏、平衡派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日本国内舆论，避免被舆论批评为对华“示弱”。目前，日本国内社会舆论对华存在较重的疑虑和担忧，而稳定政权、提高支持率、赢得选举是岸田文雄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些任命意味着其在对外战略上会延续“安倍路线”，继续增加国防开支，进一步增强军事能力，强化日美同盟，深化与“四边机制”（Quad）中其他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配合美国深耕夯实“印太战略”。 

　　上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其外溢作用，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岸田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的风气，调整了之前相对稳健的对华政策，越发明显地展示出强硬姿态，其围绕人权、台湾、军事安全、领土及海洋权益、经济安全保障等方面不时释放对立信号。这既是岸田文雄出于选举及日本国内政治考量的需要，也是其作为党总裁和首相从所谓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赢取人心、平衡朝野右翼势力的需要。 

　　其次，从选战的博弈过程可以明显看到，日本对华温和派或稳健派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走弱、萎缩。日本经济界以及诸如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这样的资深政界人士，是日本维持与中国稳定关系立场的有益渠道和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止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向。但在此次选举季，长期致力于日中交流合作的二阶俊博，不时被贴上“媚中”标签并遭到日本国内部分民众和政客的猛烈攻击，这一现状和趋势令人担忧。 

2021年10月31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左六）在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为众议院选举中的当选人名字贴上红花。（新华社图片） 

2021年10月31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左六）在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为众议院选举中的当选人名字贴上红花。（新华社图片） 

　　再次，以自民党内右翼保守政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无所顾忌地干涉中国内政，竭力对华进行污名化炒作，在日本舆论及社会层面引发了严重的对华敌意与负面情感。然而，他们并未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党政层面的戒惩。这就导致一种发表涉华正面评论受限的政治氛围，反而在日本全社会造成一种无法理性、平和讨论中日关系的舆情环境，“厌华”“反华”“抗华”正在成为一些日本政客的“政治正确”。这是当下中日关系“范式之变”的一种集中体现。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其本人有着较强的党政控局能力，大致能驾驭右翼或强硬势力，把控对华态度高度复杂的国内政坛。而从菅义伟到岸田文雄，其执政特点是党政双弱、控局乏力，党内外右翼与鹰派势力趁势趁乱坐大逞强，并且日本政治体制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反华势力的影响力。自民党作为选举式政党，组织较为松散，党的中央及政府内阁在决策时必须对党内派阀领袖或大佬议员及其身后群体的诉求加以重视。目前，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正控制着党政议事及决策机构，并以此进一步将自身意志和压力传导至政府与最高决策层，从而放大自身影响力。 

　　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对华舆论强硬化趋势仍在持续上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当然，岸田文雄的对华表态或许是为了选举的一时之计。但是，即使岸田文雄部分兑现竞选承诺，也将对中日关系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 

日本“政治稳定”背后隐含潜在危机 

　　当前，扰乱西方政治生态最典型的问题是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的抬头和盛行，而由民粹主义泛滥引发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对这些国家正常“宪政道路”造成的破坏也是最大的。西方政客往往在选举中煽动和利用大众的民粹主义心理，反过来，他们执政后又会被民粹主义风潮所影响甚至绑架。虽然右翼保守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席卷欧美国家，但日本迄今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岸田文雄的竞选承诺并不是没有反映和利用民粹主义的迹象，岸田文雄的日式“新资本主义”理念就承诺鼓励企业与中产阶级劳工分享更多利润，以分配改革来缩小贫富差距。此外，民粹形象相对突出的“日本维新会”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也斩获颇丰，议席大增。然而，总的来看，在当前的日本，民粹主义口号并无多少吸引力，也很难得到实现。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民粹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力要相对小得多。日本总体上已基本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并成功避免了民粹主义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强烈影响，日本的政治稳定与其他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形成了明显对比。民粹主义情绪被激发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中存在广泛而明显的贫富、文化、宗教、种族、地域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日本虽然有时也被称为“格差”社会——尤其过去20年里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但差距尚不及欧美主要国家的水平。大多数日本人虽然意识到生存比以前更加挣扎，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通过保持、维护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本基本上避免了民粹主义这一政治危机。 

　　在日本，国家层面的“民粹主义”在“小泉剧场政治”之后日渐式微。虽然桥下彻、河村隆之、小池百合子等一些大都市的行政首长有时被描述为民粹主义者，但这仅限于地方政治层面，他们的主要意图是通过向公众发出煽情呼吁，以获得相对于老牌政客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优势，但他们从未真正成功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这些运动也没有达到席卷全国或挑战中央政府的程度。这些特立独行的地方政客，都没有实施损毁日本代议制民主的大众民粹主义运动，也没有造成日本公众把全球化及外来移民当作替罪羊和攻击对象的普遍现象。 

　　日本民粹主义政治相对薄弱有多种原因。首先，日本国家政治体制设置对民粹主义兴起造成结构性障碍。日本的政治体制对参与选举的政党设定了较高标准，因此建制派势力在日本选举政治中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媒体习惯于一定程度的“自控”，这就导致日本各政党在涉及重大政治事件时尤其显得小心翼翼、不越“雷池”。再次，日本的民粹主义一直受到国家社会安全网——如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国民健康保险等相对健全制度的阻隔。也就是说，日本运转较好的社会保障网络基本阻止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蔓延。此外，日本社会外来人口少、人口种族相对单一，不同地区、城市与乡村、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教育模式和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协同与合作思维导向，年轻一代表现出“躺平”与“极简”趋势等，也对民粹主义的传播与流行起到部分减缓作用。 

　　不过，当前日本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背后也隐含着问题，尤其出现了民主活力下降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选民的冷漠与失望、党派间竞争弱化、问责渠道阻塞等。也就是说，当前的日本缺乏形成一个更具竞争力与活力的政党制度所必需的社会环境，选民没有其他选择，逐渐对政治变革前景感到厌倦和沮丧。选前的调查表明，在2021年10月31日的众议院选举中，55%的选民认为，没有比较心仪的政党及候选人。 

　　近10年来，连续的选举胜利及议席优势使得自民党在控制国会及行政权力方面采取傲慢和高压手段。安倍晋三和菅义伟更是利用党政系统干预并控制关键机构职位的任命。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多次拒绝为诸多渎职和无能案件承担责任，政府官员也无法向民众作出合理解释。这也是日本政府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艰难挑战面前放任自流的部分原因，自2020年以来，日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经历了5次新冠肺炎疫情浪潮，截至2021年9月，死亡人数超过1.7万。 

2021年11月2日，日本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党魁枝野幸男表示将辞职，以为众议院选举失利负责。（IC Photo图片） 

　　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日本“宪政”的最大危机在于反对党没有能力对自民党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分裂散装的反对党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虽尝试“共同斗争”但仍遭挫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从自民党手中夺取权力，日本政党“一强多弱”格局很难改变。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众议院也只获得96个席位，远低于达到多数所需的233个议席，该党的支持率也几乎从未超过10%左右。在野党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仍需长期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