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冲击下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形势不是孤立、割裂的，是处在疫情前形势发展延长线上的。疫情的冲击使之变形，或是持续、强化、加速，或是中断、减缓甚至逆转。总的来看，受疫情影响，“百年大变局”进程加快，大国力量对比演变加速，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多边机制变革需求上升。疫情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世界，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且冲击必定是不均衡的。

　　在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中，首先是东亚的发展和全球重心东移的加速。其次，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相对其尚不完善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而言，其防控疫情及重振经济的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明显，疫情带来不同“梯队”内部的分化，广泛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等力量”国家的分化。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6月的预测，还有越南、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尼泊尔、老挝、缅甸、孟加拉国等约30个国家将实现正增长。

　　“分化”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出现的长期趋势。北美和欧洲以外、人口占世界85%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经济表现良好，贸易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速。疫情暴发以来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重振经济，如越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孟加拉国等。同时，作为防控疫情表现欠佳的国家，在全球新冠病毒相关人均死亡病例数据排名中，欧洲国家和美国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位。基于疫情防控与经济重振的密切关联性，从疫情后趋势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如全球经济更加数字化、更趋多极化、更具流动性。还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更年轻，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人均死亡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疫情后的世界可能更加无序，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围绕未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前景，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如“新冷战”“两个半球化”“GO时代”以及“战国时代”等等。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但对未来格局、秩序而言，中美关系是关键但非唯一的因素，欧洲、日本、俄罗斯同样重要。

二、“第二梯队”中的日本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源于日本经济对外部发展环境的高度依赖，也是由于疫情暴发与日本景气周期的下沉形成了叠加效应。2019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6.3%,长达71个月的“安倍景气”宣告结束。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6口「下降3.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日本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环比下滑7.9%,按年率计算下滑28.1%,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第三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恶化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反弹力度还是比较疲弱。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的冲击更为深重，国民士气、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疫情还导致了日本的制度危机感上升，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在《确保（日本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一文中提出“疫情就像是一次对体制间竞争的测试”，如果中国取得了控制疫情的胜利，那么“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中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在国内政治领域，疫情加剧了安倍执政的颓势与困境，最终酿成自民党政权更迭。但是，疫情也反向激发了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积极外交趋势更加明显。

　　世界范围内，伴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分化，将出现“上中等力量”的下移和“下中等力量”的上移，“中等力量”群体呈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变得不容小觑。加拿大战略学界就提出，“为免受大国过度竞争的影响，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第二梯队强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及韩国必须站出来，超越以往经由美国建立起来的中心一辐射型关系，采取更具实质性和有组织的方式，展开更多合作，稳定全球秩序。”实际上，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日本政界、战略学界已经开始就加强“中等力量”合作发出类似声音，采取了类似行动。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2020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政策，资助在华日企从中国撤资。但结果证明，日本无法做到对华“脱钩”，现实中日本经济界也没有这样做。美国发明的“脱钩”论至少说明迄今为止彼此是“挂钩”的，而“挂钩”体现的利益交织是带有两面性的，它既是谈判的筹码，也是从根本上维护稳定的工具。日本更是如此，受国情限制，其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挂钩”的重构。日本政府出台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政策后，5月底首批报名申请截止，共有90家企业提出申请，57家获得资助；7月底第二批申请截止，共有1670家在华企业申请撤离。2014年以来，在华日企回撤比例每年都在2.8%至3.5%之间，假设1670家申请企业也按第一批的比例获得资助，那么前后两批回撤企业占全部在华日资企业的比例将略超3.5%,并没有大幅超出以往。疫情及日本政府的相关举措反而显示，中日之间的纽带是不容易被割断的。

　　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较之前的十年就已放缓了一半，调整早已势在必行。疫情下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上升，但“跨越国界的思维”不会消失，甚至反而强化了各国要协调合作的认知。在这种前提下，生产链、供应链的调整既是必然的，也是企业合理化运营的一部分。

三、中日合作潜力无限

　　冷战结束3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历史性新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新挑战。唯一合理、智慧的选择，是努力加强合作、保持稳定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确定性因素。

　　一是千方百计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中日双方应在传统的贸易、投资合作外，广泛拓展合作空间。相较核武器出现后冷战中的世界维持着“恐怖的和平”，今天的世界更多是靠利益相互持有来维持的，这是一种“质子的变异”，本质是利益的相互渗透、相互质押。对中日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新形势下，两国合作的潜力无限。如日本曾提出“Society5.0”即所谓“超智能社会”概念，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彼此存在合作潜力。在多边层面或者基于第三方视角，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访华时就曾建议两国建立共同援助第三方开发的合作机制，此后又提倡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些都有共同深入探讨的必要，其中一些议题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的可能。RCEP的签署，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中日合作对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性也将由此变得更为突出，两国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需要更紧密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二是切实管控好突出敏感问题。2020年3月以后，日本国内围绕中日关系的消极言论有所上升，中日之间信任赤字问题更加突出。构建互信，转变观念、深化认知很关键，诸如“6.18共识”究竟是包袱还是外交资产？对此，2019年6月27日中日于大阪达成的“十点共识”中明确写有：“双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我们应当抓紧落实，挖掘外交资产。再比如，如何理解、有效实现中日之间的互利互惠？日本著名媒体人池上彰与傅高义先生的一番对谈给人启发，他说：“近年来我有好几次访问非洲的经历，无论是在苏丹、南苏丹、肯尼亚还是乌干达，所到之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援助的强大存在。”“在苏丹，最初由日本援助的项目被中国接管，建成了漂亮的公路。而当地的日本人告诉我：'中国帮助修建了基础设施，这没什么不好的，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些路开展经济活动，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这真的让我大彻大悟。”

　　三是以有效措施，切实增进中日双方互信。在过去3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保持双边关系基本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但是，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稳定向前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关系的全面发展、行稳致远，还需要付出不懈的政治努力。实际上，在“十点共识”中，中日两国领导人重申，“中日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和平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策，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第12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自主选择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政策宣示。中日两国研究界，在研究中日关系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中国和平发展”课题的研究，深化认知，也希望中日媒体就此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报道。中日增进互信，志在高远，始于足下，需要从眼前做起、从具体事例做起。譬如，要避免“疑心暗鬼”、战略猜疑并陷入不必要的相互消耗，中日各界应当就美国大选后对亚洲政策、对亚太政策等深入交换看法。

　　四是从历史、文明的高度认识中日关系，理解亚洲的崛起。疫情防控过程中，东亚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文明共性”，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规范，值得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深入思考。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2017年以后改善向好的势头是否应当维持下去，“十点共识”所确立的目标方向是否应当坚持？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第三，中日如何能为疫情下、疫情后世界和地区的稳定繁荣共同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