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昊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5期专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笔谈）——面向“和平、发展与进步的今后80年”》中发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与我周边工作中的日本因素》一文（全文约5400字）。

　　自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迄今约160年，国家大战略思维的觉醒与演变成为贯穿日本近现代史的一条重要脉络。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从封建体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积极效仿并吸纳西方列强国家发展模式及战略思想。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日本一方面整合国内资源，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及国家动员机器，另一方面将西方战略思想如普鲁士军国主义、美欧国家的海权论及陆权论等与自身扩张需求相结合，最终构建起以强权政治和军事立国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战略。二战结束彻底改变了日本近代以来的扩张主义战略，重塑了其政治、经济及安全政策方向。与此同时，日本因长期“脱亚入欧”而深受西方权力政治与现实主义战略观影响，且追求独立自主性与“强大国家”地位的本土民族主义虽受暂时压抑但始终强大，主动“以变求强”的战略主体意识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换言之，日本二战前的“战略基因”在二战后仍得以相当程度保留乃至传承。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上曾多次陷入迷茫、摇摆乃至困境，但是正如一些欧美学者所指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始终在“依附强者”与“追求自主”间摇摆，但精英层对战,略自主性的渴望从未消失。所以战后以来，分析家们往往高估了日本对盟主美国的服从与追随，而低估了日本战略选择的主体性，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强烈的实用主义。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10至15年，日本以前所未有的主动与进取姿态谋求国家战略转型，而且日本国内对此逐步形成稳定而明确的战略共识。这使得西方学界有关日本战略转型更多地基于外力刺激而非内力驱动、且这一转变被动缓慢、充满国内争议的论断(比如“反应式政治决策”“不情愿的现实主义”等),日益暴露出与现实的脱节乃至背离。与此对应的关于日本积极增强战略自主、推进“军事崛起”、强化地缘战略进取态势的观点与论证则越来越符合现实并受到重视。

　　一、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基本轨迹

　　战后至今80年，日本国家战略曲折前进，总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酝酿转型与新战略确立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目前的“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阶段。二战结束后，“和平宪法”及社会和平主义思潮限制了日本公开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和对国家战略转型的高调讨论。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重经济、轻军备”并在外交与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吉田路线”本质上就是日本为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而制定的国家战略，而且日本对于战略道路的思考与谋划从未停止，始终以追寻既符合形势需要、又能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为目标。冷战时期，日本通过国家主导产业政策与集体主义工作文化实现快速工业化。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以技术领先和出口扩张为目标，推动日本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全球量级的经济体。同时，在“经济能量政治化”规律驱动下，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冷战时期，随着日本经济及国际地位的恢复，批判吉田路线“商人式国际政治观”，要求日本克服局限，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逐步成为日本战略界乃至决策层的主导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正常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大国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兴起。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行动从构想逐步进入实操。在和平主义者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围绕国家战略方针路线，“普通国家论者”“新自主论者”“支持中等国家定位的国际主义者”展开了争论，并逐步形成了同时加强日美同盟和自主防卫力量、在中美之间实施“双重对冲”的基本共识。而“普通国家论”事实上主导了日本的大战略。这一战略谋求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在内政外交乃至国家战略上全面“复权”乃至“扩权”，并通过硬、软实力的综合建设与巧妙运用，力争维持“一流国家”国际地位。安倍晋三长达七年零八个月（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第二次执政时期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而施政。而安倍的后继者们尽管政治倾向迥异，但在战略方针上均基本上遵循了“安倍路线”，进一步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发展。

　　战后至今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受制于内外结构性影响。其中，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及亚洲地缘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泡沫经济崩溃、民族主义情绪由高昂转向悲情，政治与社会氛围日趋保守化，是驱动“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战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内外因素。目前在日本，具有极端倾向的战略选择仍受到主流民意制约。但不可否认，现阶段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追求及行动已经大幅突破战后的和平主义限制，追求“战略自主”目标的意志更趋坚定，强调“抓住现在的机会去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日本正在进入新的国家战略阶段，且国内的战略共识趋于稳定。日本学界及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当前的战略动向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以及国际冲突影响下的危机感增强有关，其要因包括2017年以来中美战略博弈的定型与加剧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而中国学界则更倾向于将日本当前的战略转型定位为后冷战时期“政治大国化”导向战略的自主性延伸，并将其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以及中美日之间国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心理冲击结合起来。总体上，中外学界均日益关注并基本认为，日本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战略转型趋向纵深，战略“质变”色彩进一步凸显，特别是2022年日本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战略转型过程中，日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确立战略目标、进而设计推动政策手段，国际及国内形势如何塑造日本的战略变化及具体选择，其战略行为遵循哪些逻辑，成为兼具理论及现实价值的研究议题。

　　二、日本的基本战略特征与底层逻辑

　　战后至今，日本国家战略尽管在特定时期其具体举措不同，但也存在着一些贯穿于全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或逻辑，且这些特征或逻辑在当前更为明确、显著。

　　第一，对战略自主的坚定追求与“灵活实现”。日本的战略主体性，既反映于持续的、难以被外部压制的战略争论与探索中，也充分体现在对于“战略自主”的坚定追求上。在“政治大国化”导向战略确立后，尊严与威望成为日本着力向往、且难以被替代的价值追求。同时，日本注重以务实、迂回的手段实现战略自主，比如逐步改革安全政策法制以架空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以及采取建设性追随、战略性利用的方式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变化，美国之于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上升，以及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下降，成为主导日本进行战略调整、驱动其加紧谋求战略自主的两个关键判断。为此，日本更加明确要在日美同盟“体制内发展”的前提下，采取各种办法加强自主能力建设，并进一步发展“国际连带性”，推动多边盟伴路线以拓展战略选择。日本积极利用同盟体制及相关战略资产服务自身国家利益、支持中长期战略自主的意识日趋明确。

　　第二，将发展安全领域自主性作为驱动战略转型的核心动力。战后日本重振安全防务乃至推动“强军工程”的意图远不止于维护日本安全，而是承载了更多引导、推动国家战略突破的目标及功能。在日本看来，“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战略势必以突破“战后体制”约束为前提，而实现上述突破的核心在于“安全自主”，即在军事防务上突破既定限制，以及增强能力并扩大行动权限。而且，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军事防务领域的增量不仅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实现与否的决定性指标，也是其维持国际战略地位乃至获取“国际威望”及话语权的重要实力后盾。在后冷战时期泛安全化思维日益影响各国战略的背景下，日本军事防务态势的主动性及先制性不断增强，外交、地缘战略的军事属性被显著强化。此外，经贸、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经济议题被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海洋治理、文化外宣等领域亦日益体现出“安全主导”的特色，全战略领域的安全要素比重逐步提升，各方面资源通过战略安全化这一路径，汇合并转化为国际政治地位与战略行为能力。

　　第三，对地缘战略思维的偏好及现实利用。地缘政治在日本的近现代战略思维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经济逻辑主导国家战略时期，日本也努力从地缘视角出发，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区域产业贸易格局。在当前供应链一体化时代，日本更是积极地将经济因素融合在地缘战略布局中。同时，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日本特别注重发挥自己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前沿”作用，通过在地缘上包围、遏制对手，进而谋求“前沿红利”。当前,日本积极推动地缘战略的“印太化”，在“印太战略”框架内强化对美战略协作，并借协助美国强化亚太盟伴体系，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外交布局及盟伴网络。另外，为提高地缘战略效能、降低外部阻力，日本一方面利用自身长期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及渠道，以支持国际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为名，将经济及安全议程综合嵌入至地缘战略当中，另一方面利用所谓普世价值包装、美化地缘战略，使其看上去更具有道义性与吸引力，并借此加强对国际及地区制度性权力的争夺。

　　三、中日关系与我周边工作中的日本因素

　　近现代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近代中日关系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经历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以及东西方冷战背景下隔绝与对抗的百年进程。日本的帝国主义战略与对外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冷战中前期日本追随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推行敌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战略，使得中日关系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以1972年邦交正常化为新起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恢复邦交与合作发展(1972—1992年)、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1992—2010年）、矛盾扩散与竞争（2010年至今）等阶段。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既有邦交正常化的“蜜月效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转移及亚太地缘环境变化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战略认知及对策，并投射到对华政策上。而这一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的相对停滞又形成鲜明对比，对日本造成强烈且复杂的心理刺激，对华焦虑、反感及戒备等非理性情绪显著上升。日本战略中制衡中国的“心理前提”，以安全战略“扩权”为突破口的行动路径，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思想基底，导致其战略转型明显地冲击了中日关系，特别是其中最为敏感、脆弱的政治安全环节及民意感情基础，并导致中日“安全困境”长期化、负面认知扩大化、历史矛盾现实化、双边对抗地区化。

　　现阶段，中日关系总体处于一个竞争性为主导、协调性比较脆弱、波动性比较显著的时期。两国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新旧矛盾多点并发、交相错杂，且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冲击。岸田文雄执政时期，日本紧追美国的战略步调，配合其对华制衡。石破茂上台后，日本外交的自主性与平衡性有所增强，对华政策协调、合作倾向有所回升，中日关系出现一定企稳改善势头。但是，日本积极强化战略安全态势以及对华采取竞争性政策仍是中长期趋势。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矛盾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决定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与原则出现一定程度动摇，敏感领域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加深；第二，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处于高位，互信仍比较薄弱；第三，中日矛盾逐步从现实、具体的热点问题深入到地区秩序观、制度性安排的层次。

　　在对日外交方面，中国有着战略性、长期性、持续性的政策逻辑，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若干重要方针。比如，在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基本目标下，将中日关系置于“超越双边”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中加以审视；重视中日关系中的顶层设计及战略沟通，在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统领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接受长期友好主流与近代战争创伤并存的现实，用辩证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努力兼顾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情感联系，通过强化经济相互依存及开展建设性多边协商构建并扩大利益基础，通过推进人文交流与民间对话增进文化共情，改善相互认知，等等。上述逻辑的终极目标是与日本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邻国关系，但受制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性以及美国干预等变量, 现实状况与理想目标存在差异。

　　周边是我运筹外交工作的首要，是我实现发展繁荣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与重点。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当前，我国已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在此背景下，必须辩证看待日本在我周边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 后冷战时期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 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稳定的风险性因素增多，包括外部军事同盟压力、地缘安全热点与潜在冲突、海洋权益竞争与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对外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上的阻力等，这些均与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积极推动盟友在经济上乃至战略上“去中国化”，但中日作为近邻，地缘政治经济上的相互联系是现实的，且仍然非常紧密而强韧。因此，我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仍应尽可能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抑制其破坏性作用。